首页 -> 2007年第9期
白领的社会经济学
作者：卢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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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说，蓝领产业工人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资本者，白领阶层应该不算这个社会中依附性更强的。
但是，有两个社会学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常常听蓝领工人骂白领是资本者的走狗，我们何曾听过白领认为蓝领会成为资本者的走狗呢？第二，某位“白领”经理刚对着工人骂骂咧咧，一转身被老板骂了个狗血喷头，回个头来还要在偷着乐的工人面前表现出“老板很赏识我”。
对于这种现象，米尔斯这样解释：白领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尤其在心理上对别的阶层的更大的依附，首先表现为白领人员比蓝领人员更不能自主地控制自己的工作。生产线上的工人，他的操作是固定的，他只要跟上机器的节奏做好属于自己的这部分操作就行，这使他与其他人在工作性质上的依赖其实很低；而白领人员完全不同，他们的工作表面上自由度高一些，但每一项工作几乎都来自于他所服务的对象的命令。
此外，使白领变成心理上更大的依附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白领人员所做的工作结果更加依赖于外在的评价，这使得“白领的工作和最终产品之间几乎没有直接联系”。当一辆汽车从企业投放到市场上去时，蓝领工人知道哪一个螺丝是他拧上去的，哪一个轮胎是他安上去的。与此同时，蓝领工人一般是固定工资工人，在雇佣期间他做好了他的生产线上的工作就不必担心上面的评价。而与此完全相反的，白领并不知道他与这辆汽车有何具体的联系，他的工作绩效只能取决于上级的评价。现代公务员制度中，低阶的公务员也取决于上司的评价；而知识分子的工作更依赖于外在评价，如果在同行中得不到好评，在读者中得不到反应，他所有的付出都是白搭。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白领的这种依附性，可以套用一句老话：白领是“皮上之毛”，常常不得不面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境。农民的根在土地，蓝色工人的根在现代企业，而土地与现代产业是恒常不变的。只有白领阶层根植于其他人群，是变动不居的。因而，白领是社会中最没有独立性的阶层。
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白领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于蓝领产业工人以及农民，但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使得这个阶层出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更高的依附”；这种依附让白领的安全感与保障感普遍低于蓝领产业工人及农民，这反过来又使得白领总是企图更紧地依附于为他（她）提供了白领地位的“主子”。
米尔斯在著作中还这样描写白领的“主体意识丧失”。白领为了更紧地依附于其“主人”，“不仅需要出卖时间和精力，同时还要出卖人格。这些人以周或以月为单位出售自己的微笑和友好的表示，他们必须时刻约束自己的愤激和冒犯倾向。他们是新型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小人物，为了受雇于他人并为他人创造利润，他们可以按照那些把他们踩在脚下的人制定的规则来训练自己在风度方面的技能”。而“奴才”的形象也就是这样“练成的”！
问题在于“主子”并不总会领“白领”的情。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身份焦虑就出现了：“我是谁？我属于谁？我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所谓压力，也是在确证自我身份过程中必须依附于他人而不得不超出自己正常能力范围去听命于他人，承担起那些找不到自我且无法实现自我的任务所形成的。
正因为“白领必须承认他们的工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完成工作时或多或少都会带有某种怨气”，所以“他们只能到工作之外的什么地方去寻找生活的意义”。柏格森曾这样描述过白领的这种心境：“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我们自身之外度过的，除了我们自己的幽灵、无色的影子以外，几乎感觉不到我们自己的任何东西。因此我们是为外部世界，而不是为我们自己活着的。我们谈话，但没有思想，我们在别人的操作下行动，而不是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但是只有自由地行动才能使我们重新拥有自我……”
既然白领“只能到工作之外的地方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只有自由地行动才能重新拥有自我”，前面提及的那些专为白领设计的业余活动领地才如此受到白领的追捧，而白天是绅士淑女、夜晚是野兽魔鬼的白领形象才如此深入人心。
值得一说的是，白领阶层的身份焦虑除了来源于人格与文化意义上的依附外，还来源于对自身身份丧失的忧虑。当然，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依附，才时刻面临被抛出白领这一阶层的危险，而被抛出的危险又再度增加了依附性。
实际上，在历史与现实中，有很多的白领在为着维护能穿“白衬衫”的体面而受尽艰辛，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为维护读书人的尊严而整天穿着那件标志其身份的破长衫一样。
有一天我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推销纪念邮票的。虽然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但一看衬衣与领带都很旧，起了皱。大概看出我对于这种上门推销流露出讨厌的表情，他竟然从挟在腋下的包里拿出几张俱乐部会员证，有些神经质地说：“看不起我是不是？要不是因为一笔生意被骗赔光了积蓄，又让老板炒了鱿鱼，我也是开着私家车到俱乐部打保龄球的部门经理呢。”我略带玩笑地回应了一句：“看不出来，还是高级白领啊。”他回答道：“车与房都卖了，就剩下白衬衣还证明我是白领！”
米尔斯在其著作中也曾经以工业化国家的文学作品为例，说明白领时刻面临被抛弃的可能性所造成的身份焦虑。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创造了一个深受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之害的簿记员形象。尽管宾尼贝格一辈子都在为维护其白领地位而奋斗，但最后还是和他的老婆孩子在贫民窟里结束了一生，留下了没有解答的问题：“小人物，现在你们该怎么办呢？”普雷斯特利（Priestley）在《天使之路》中描写了伦敦的一群受尽折磨而又得不到任何保障的白领职业者。这些人经受着生活的磨难：他们最渴望得到的恰恰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状况而根本无法得到的。当然，最典型的还是乔治·奥维尔在《为了自由》当中，通过他笔下的波林先生——一个白领推销员，说出了或许能够代表白领共同的心声：“到处都有人在说工人阶级如何如何受苦的废话。我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怎么难过……无产者受的苦是体力方面的，他不干活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由人。可是在那些灰暗的水泥墙板隔起来的斗室里，却坐着一些终日得不到自由的穷鬼。这种人只能在梦里寻找那种把老板推到井底下去，再往他身上扔煤块式的自由。当然，我们这种人的烦恼主要还在于我们都有些患得患失。说到底，我们的烦恼来源于我们成不了资产者，却又不愿意当无产者！”
就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白领其实是这个社会中最无根的一群人。
（三）社会分化中白领阶层的历史使命及未来
然而，白领阶层当时在西方世界中的出现却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在二十世纪初叶，因为“白领”这一所谓“中产阶级“的崛起，西方政治学与社会学者曾经认为，穆勒与马克思描述的十九世纪社会已经瓦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终于被“中产阶级”填平了！新社会的轮廓已出现在我们曾经预言快要死亡的资本世界！
对此，米尔斯在其著作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段话：“正是在这个白领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二十世纪生活的主要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日益表现出来的重要性，白领职业者已推翻了十九世纪认为社会应由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两部分人组成的预测……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在供他们表演的舞台上推出的都是二十世纪的主要剧目。”
白领阶层在中国的出现同样被中国学界看成是一件大事。
我参加过一个关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讨论会。在会下与一位社会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在这位学者看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即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未来理想的所谓橄榄型转变，有赖于一个中产阶级的产生，而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就是中产阶级的最初成员，尽管目前这批成员人数还很有限，但其在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使命非常重大，而且也是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