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从大国兴衰看人类进步
作者：赵 梅
字体： 【大 中 小】
“在欧洲发生的问题，在媒体和舆论中只占有次要的地位。欧洲自身的问题，除‘专业’人员外，鲜有人对之注意。民主、自由等现代文化的人类精神财富，本来源自欧洲，源远流长。但是，美国后来居上，以至世人每当想到近代西方民主文明时，首先想到的必是美国。美国成为最引人注意的国家”。本书作者如是说。
那么，欧洲还剩下什么？欧洲无与伦比的、独特的宝藏，是它的历史文化，是从希腊、罗马、中古传至今日，永世不衰的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学、法学等。所以，作者在初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欧洲的历史遗产”一章。
欧洲历史文化有三种性质，第一是它的“批判性”。它的思想在任何时候都带有批判精神。康德所言“要把一切事物、一切问题都摆在理性的天平上加以评判”，实际上概括了西方和欧洲思想的根本内核。第二是它的“辐射性”。从社会和文明的进步历程看，欧洲（特别是西欧）无疑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面。“现在全世界所讲的科学技术、自由贸易、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观念，没有一个不是源于欧洲的”。第三是欧洲思想的“传承性”。欧洲文明的历史一个世纪一个世界地向前推，这个世纪否定了上个世纪，一个世纪推翻了前一个世纪，但任何一种思想，既是断代的又是连贯的。这三者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互相有交叉，连贯性里交叉着反思和批判。
二十世纪的西欧国家像美国一样，没有发生革命，只有群众运动和政府改良。但为什么作为近代文明发源地的欧洲在二十世纪却逐渐被边缘化？历史包袱太重，是欧洲最根本的弱点。此外，自由主义宣扬的是机会平等，但初始机会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欧洲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社会，许多贵族转变为资本家，并非与赤贫的人在完全同等的机会下竞赛。相对来说，美国一切从零开始，不必考虑“母体”欧洲有形无形的“规范”。这也就是当初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九个月的考察后得出的深刻印象：“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我没有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特有的习惯。”
欧洲衰落了吗？我认为所谓“衰落”是相对衰落，主要是相对于美国。从绝对意义上讲，欧洲（特别是西欧）没有“衰落”。两次大战后曾经衰落过，但是又复兴了。尽管时常有“通胀”“滞胀”，但从发展上看，工业、科技、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一百多年来已有天壤之别。“所谓‘衰落’主要是市场体制不如美国自由和开放，向高科技、尖端前沿科技的投入不及美国雄厚，新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并与企业结合的周期不如美国快……‘福利国家’的包袱比较重等。其结果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欧洲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远逊于美国”。
关于欧洲联盟的一体化进程，作者认为，欧洲联盟之所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一体化”问题从古老的理想主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政治现实，这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创举，并与全球化大势相一致。它彻底结束了十九世纪以前欧洲列强纷争的历史，在“欧洲一体化”所覆盖的欧洲各民族中普遍是现代民主立宪制度。欧盟目前充其量只是经济共同体，是主权国家协调政策的“联合体”，一种通向联邦性质的国家联盟，远未形成久已期盼的政治实体。二十世纪的欧洲，还是民族国家时代。
新版增加了德意志民族问题研究的内容，对德意志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关系，以及德意志民族的深刻反省等问题进行探讨。作者从更为深广的视角提出德国何以产生希特勒的老问题。德国民族是古老而优秀的民族，然而又是在“畸形”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德意志民族主义有其特殊的内涵和表现，它极其紧密地与对国家的统一和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的渴望融合在一起。统治阶层的军国主义旧梦、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人民渴望摆脱战后的艰难状况等几个方面综合在一起，把“国家社会主义”认作摆脱危机的出路。到二十世纪末，德意志人民终于完成了统一的夙愿，既不是俾斯麦式的，也不是希特勒式的，而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民族统一。
（三）
苏联何以衰？这是本书系之三《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着力探讨的问题。
“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仍然是作者对俄罗斯及有七十年历史的苏联的特征的概括。这种“结合部文明”从静态角度看，是在俄罗斯和斯拉夫原始文化为主干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吸收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甚至华夏文明，形成了一种既有西方的理性主义与抽象思维，又有东方式的内省文化与神秘主义的文化。从动态角度看，结合部文化以“慢一拍”的节奏，以多种社会形态交叉、混合发展的形式紧随近代欧洲工业文明向前推进。俄国所独具的“结合部文明”因素，深刻地影响了俄国社会历史进程和民族精神。
作者在原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俄罗斯文明的描述。作者认为，这是观察俄国现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本书从四个方面对俄罗斯文明进行了论述——基辅罗斯的洗礼、蒙古鞑靼的占领、彼得大帝以来的改革和十九世纪的思想交锋。从千余年俄罗斯文明来看，俄罗斯在东西方之间究竟做何取向的问题上，有几个重要的节点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一是公元十世纪末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洗礼，这是俄罗斯昄依基督教世界的开端；二是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叶来自东方蒙古鞑靼的占领，切断了基辅罗斯与欧洲的交往；三是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以彼得大帝时代和叶卡捷琳娜时期为顶峰的俄罗斯大规模接收西方文明的历史努力；四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这是俄罗斯更为深入地消化和理解西方文化，开始形成独具特色的俄罗斯文化的时期。也正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孕育着后来惊天动地的大革命。
与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欧洲革命相比，俄国社会在二十世纪面临着差异极大的、极其复杂多样的内部与外部的问题。欧洲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与社会发展进程，不可能在俄国找到相同基础与相应的传统背景。俄国地处东西结合部，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单一制国家里联合了各种不同的文明，是二十世纪初整个文明社会的矛盾中心。这些矛盾在二十世纪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文明冲突的背景下发生的。
与美国人相比，俄罗斯是一个多难的民族。全球化早期背景下的“东西结合部文明构架”，是观察苏俄八十年的历史兴亡的出发点，“真所谓成亦斯、败亦斯。成功之处在于布尔什维克人充分运用了结合部文明形态所提供的一切机遇和条件，实现了革命转变；而缺失之处则在于革命成功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将胜利的成果过度意识形态化，孤立地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进行战略设计，尤其忽略了文明独特性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制约”。
新版还增加了“普京的治国之道”一章。作者认为，普京不太可能如同九十年代初期那样简单照搬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也不可能回到帝国式的或前苏联的集权模式。比较大的可能是在进一步集中权力的前提下，使改革取得实效。
（四）
同初版一样，本书新版虽是一部纵论世界大势的书，但作者的现实关怀始终是中国。书中虽没有专门讨论中国问题，但表示“也许可以用‘近乡情更怯’来描述我们的心情”。“作为中国人，实际上在讨论外国时自然心中时刻装着中国”。
本书对美国、欧洲和俄罗斯（包括前苏联）这三块地区在二十世纪发生的与世界文明史有关的变化及其历史经验的探讨，一直是把中国作为参照系的。
首先是关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探讨，作者的现实关怀就是当下的中国。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到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间，美国工业化基本完成，社会财富激增。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一批顶级富豪，有“十大家族”之称。一方面大企业兴起，垄断组织产生。当时美国社会上奢靡成风，灯红酒绿，一掷千金。另一方面，贫民窟中的一家老小在极短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日夜辛劳，却难求温饱。据统计，1900年，全美产业工人有百分之七十每天劳动在十小时以上。1900年，在总数为二千九百万的工人大军中，十至十五岁的儿童达七十五万。农民受害更深，失地农民人数有所增加。一些因抵押而破产的失地农民，不得不靠租佃土地耕种以维持生计。当时社会风气也坏到了极点，收受贿赂、腐败成风。但美国毕竟是有着深厚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民众的不满可以公开表达，不平则鸣的批判从未间断。正是在劳工运动、平民主义运动、公众舆论的监督和批判的推动下，美国的中间阶层精英与上层权势集团感受到了覆舟的危机，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完成了一次基本上和平的转型。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正在步入小康社会。但在社会财富急剧扩大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谁以及如何承担起照顾弱势群体的责任，如何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如何防止和杜绝腐败，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如何使中国社会朝着更公平更正义的方向迈进？这是中国有识之士在思考的问题。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及其所取得的经验，对目前的中国无疑有借鉴意义。
其次是财富的流向问题。作者考察了美国公益基金会，认为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先富起来的一代人以其财富和智慧创造了公益基金会这个新事物，引领社会风尚，促成了财富的某种良性循环。美国私人捐赠的公益基金会是渐进改良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对内推动社会改良，关注美国所面临的国内外重大问题，为美国政府出谋献策，而且面向全世界。当前的中国社会呼唤公益事业，关注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生存环境，不仅是政府，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对外关系已今非昔比，中国人的对外心态也应该有所变化，那就是“应该多一份自信，在奋发图强中更加反躬求诸己。对于强者，认真探究其所长，对他人失败的经验教训也应采取同样冷静的态度，以便从中获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