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远距离看欧洲
作者：陈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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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联盟”（当时还叫“经济共同体”）的“危机”时期。英国由开始用组织七国“自由贸易区”抗衡和抵制六国的共同体，转为审时度势争取加入共同体。英国为了既取得“共同体”的入门券，又要保持它海外帝国时期留下的特权，同共同体进行了长达近十年的马拉松式谈判，英国几届政府（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的申请遭到戴高乐的法国一次又一次的否决。这是一次长时期的英国“海洋型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陆型民族主义”的对峙。这场谈判的纪录（我是在伦敦皇家学会的图书馆看到的），很生动地展现了英法两种民族主义从对立到妥协，以及其他国家的各自偏向，是那时西欧国与国关系的一个形象化的缩影。
与英国加入共同体的问题交缠在一起的，还有一场舆论称为“空椅子危机”的“危机”。这次是戴高乐引发的。法国于1960年夏建议讨论建立政治联盟问题。戴高乐所主张的“政治联盟”是欧洲的任何形式的联合都应是民族国家的联合，他要尽力弱化共同体的“超国家”成分，而当时的西德、荷兰、比利时等都多少有“联邦主义”的思想倾向，主张加强和加速“超国家”的成分和进度。矛盾即由此产生。谈判多次达不成共识。共同体的各主要会议，法国都没有参加，所以叫“空椅子危机”。半年以后终于达成了“卢森堡协议”，结论是削弱了“罗马条约”的“超国家”因素，戴高乐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这两次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危机”的详细曲折过程，可以参考我写的《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科出版社）中的第十二章《“六国欧洲”——欧洲共同体的成长和问题》。这两个片段，今天看来，已是三四十年前的历史，但发生在“罗马条约”的最初阶段，就揭示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性质、内涵矛盾和前景规律，即“一体化”进程无论在其草创时期或在尔后的发展、停滞、再发展的路程中，都是在“合”与“分”的辩证关系中渡过的。七十年代是停滞时期，虽然“共同体”的成员因英国等国的加入而扩大了，但是许多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解决不了。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等等冲击着欧洲金融、经济的运行。英国这个新成员，在许多权益问题上和共同体的理念与政策仍是两股道上的车。西方舆论有种调侃的说法，说英国这样与西欧大陆合拢不到一起，是不合格的欧洲人，是“坏的欧洲人”。
欧洲“一体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停滞时期，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大大发展了，高新技术加速度地发展了。美国、日本在世界市场上表现出惊人的飞跃，欧洲明显地被甩在了后面；相比美国、日本，增长率低、失业现象严重，通货膨胀和滞胀现象等使欧洲裹足不前。欧洲人吃惊了，“欧洲衰落”之声又起，一种“危机感”弥漫着欧洲上空。
有“危机感”才有新振作。欧洲的一体化经过停滞、摸索和徘徊，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重新启动，采取许多积极推动的措施。如1982年哥本哈根欧共体成员国部长理事会作出关于加强欧洲“内部市场”的决定。1984年枫丹白露欧共体成员国首脑会议作出决定，要求部长理事会立即研究取消“共同体内跨边界的所有海关手续”的措施。1985年布鲁塞尔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会议决定，争取“于1992年建成一个单一的大市场，为发展企业、竞争和贸易创建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为此，欧共体制定出台了一份题为《建立内部市场》的详细计划。所谓统一的“内部市场”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份名为“白皮书”的计划的“序言”里说，那就是：成员国间的边境壁垒全部拆除，各国的法规协调一致，有关的立法和税收制度大体协调一致。货币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并走向统一的欧洲货币，等等。在“内部市场”里要实现“四大自由”，即商品、人员、劳务、资本的自由流通，并且列出妨碍这四大自由的关税以及复杂的各种技术壁垒。
计划终归是计划。列在计划中的细目有的做到了，有的部分地做到了，有的涉及民族的根本权益一时不可能做到。重要的是，有了这份各成员国基本认可的计划，对于促进一体化进程，以及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共同体”转为“欧洲联盟”，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
到二十世纪末，“欧洲联盟”至少有两项成绩可以称道，一是实行了欧洲议会的普遍选举；二是欧洲统一货币的进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欧元和欧元区已成现实，欧元已与美元、英镑一样成为国际流通的货币。英国等国还不属于欧元区，但这只是早晚的事情。在组织机构方面，首脑会议、部长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已按程序建立和运行了；欧洲法院的班子也搭起来了。欧洲人有了双重人格：既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又被人们称之为“欧洲公民”。计划中的“四大自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
“欧洲联盟”作为一体化的现阶段形式是怎样的状态呢？我认为，“欧洲联盟”说到底仍是欧洲各国的国家“联盟”。它不是“邦联”，更不可能是“联邦”，它的任何“超国家”的举措必须照顾到各成员国的接受程度。复杂的欧盟法律在起协调作用的同时还不能与各成员国的国家法律相抵触。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于各国的个性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更不能强求一致，所以它是带有一定“超国家”性质的国家联合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前有戴高乐后有撒切尔夫人已说透了。欧洲包括那么多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性格、感情和特殊的利益。文化上同源分流，而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文化传统是抹不掉的，那属于各自民族的骄傲。仅“联盟”成员国的不同语言就是很难克服的障碍。“联盟”的重要文件都要译成各种文字的文本，少了哪国的文字，都会被认为是对这个国家的尊严的失敬。当然，“联盟”又是成员国之间复杂的利益结合体，并且在国际竞争中对各成员国都有好处，在这种时候，“联盟”往往是欧洲的综合权益的代言人。
因此，欧洲的“一体化”意味着有“合”有“分”；能“合”者则尽量合之，不能“合”者则听其分殊，待有条件“合”时再择其可合者合之。“欧盟”从一开始起就在处理“合”与“分”、“一”与“多”、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当中，培育和锻炼处理危机的艺术和技巧，欧洲人很少说决绝的话。
欧洲“一体化”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上了路，几十年来，不管有多少风浪，它已没有逆转的可能了。最近一次所谓“宪法危机”，荷兰和法国的公民投票否决了德斯坦小组提出的“欧洲宪法”草案，有些媒体大呼小叫，有的评论危言耸听，说“欧盟”要解体了。实际上，那有“偶然”因素，往深一层推想，一体化的“超国家”性总是有限度的，此时提出“欧洲宪法”至少还为时过早，“欧洲联盟”毕竟不是一个国家。
赘语
欧洲在世界上的“边缘化”和对内的“一体化”都发生在二十世纪。“边缘化”推动着“一体化”，“一体化”有助于欧洲改善“边缘化”的处境。远距离地看欧洲，就是这两“化”。
最后，要补充几句的，是文化的力量。要了解欧洲，它的文化是不能弃之不顾的。欧洲不仅是政治欧洲、经济欧洲，它尤其是文化欧洲。当今流传于世的各种学说，包括政治理论，以及十分繁荣多样的新思潮，揆其根源都可在欧洲找到，这是有长期的历史原因和传统的。只以政治思潮论，十九世纪出现的主义、学说，都拿到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来实验了。欧洲在二十世纪成了政治理论的“大实验室”；对于人类社会，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文化，应该属于“软”力量。然而正是这“软”力量在默默地、然而很有韧性地塑造和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品格。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延伸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以及立宪民主共和等等观念，已经在普通欧洲人的心里生了根。任何政党和个人无论左或右，只要不是主张实行极权主义的，认同这些理念，几乎成为天性的一部分，不需要从外面灌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远远地看欧洲，只能看到上面的这“两化”。文化问题是远为深层和隐性的问题，它在深层次里，不容易一下子察觉到它对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影响。这篇文章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探讨，所以只作为赘语结束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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