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远距离看欧洲
作者：陈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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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欧洲应该说建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这个世纪的上半叶不过是十九世纪的延伸，欧洲的力量均衡变成了世界大战。
欧洲从1945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才是欧洲真正的二十世纪。在这段时期里，“冷战”的起止占了大半，欧洲在“冷战”落幕后终于走出“一分为二”的格局。
远距离地看欧洲，可以用两个“化”来概括：即在世界上的“边缘化”和欧洲诸民族国家的“一体化”（或“整合化”）。前者讲的是欧洲的国际地位，后者讲的是欧洲内部的关系和发展问题。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之二《二十世纪的欧洲》由我执笔，写的就是这个“化”的问题。欧洲聚集着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历史和现实都很复杂，在文化上是“同源异流”。因篇幅所限，在这篇文章里只扼要就这两个“化”作些说明。
欧洲在世界上的“边缘化”
“边缘化”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二战后，欧洲是否“衰落”了的问题不止一次被提出。所谓“衰落”是相对的说法。从时间上说，相对于十九世纪欧洲几个殖民帝国居于世界巅峰的时期，二战后遍布于亚非拉美的“殖民体系”瓦解了。麦克米伦在短短几年内去了两次英属西南非，第一次感到非洲被一层“迷雾”笼罩着；第二次再去感觉到那里包藏着“革命”。从此，英国开始思考后来所谓“非殖民化”的问题。这是一种英国式的思维方式。法国则用武装镇压的办法，几年后终于被迫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其他法属殖民地也相继获得独立。
二战后，美国和当时的苏联决定性地成为超级大国。在“一分为二”的格局中，属于西方世界的西欧相对于美国，确然只能住在盟主大厦的“厢房”。美欧相对的强弱，使欧洲在世界舞台上不占中心地位而“边缘化”，此乃形势使然。
这样的形势不是突然出现的，见微知著，十九世纪中叶已经可以见其端倪了。法国的托克维尔到新兴的美国走了一遭，发现了许多欧洲所没有的新现象、新气象、新经验，使他吃惊，回国后写了《在美洲的民主》。巴尔扎克以他文学家的敏锐写道：“欧洲仍在支配世界；如果欧洲的精神霸权有可能被剥夺，那剥夺者只能是北美。”在十九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为欧洲带来新的繁荣，但是由于“旧制度”和习惯势力太强，在自由的空气和民主建制等方面已明显地落在新大陆后面了。
十九世纪的后半叶美国的进展加快了，眼看就要赶上欧洲了。从1870年至1895年的二十五年期间，美国工业在钢产量激增的带动下，先是缩短了与英国的差距，随后便走在了英国的前面。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美国成了世界上的最大债权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打得精疲力竭，美国则正血气方刚。当交战国都难以支撑局面的紧急关口，美国出现在欧洲战场上了。战争一结束，威尔逊像“救星”一样提出了有名的十四点建议。虽然美国没有加入它自己提出的“国际联盟”，但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尔今尔后，欧洲要在世界上稍有作为，是再也离不开美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验证了这一点。在战场上，美国、英国和苏联分担了东西两线；如果美国不参战，只靠欧洲人去打，那局势会怎样发展，是很难设想的。从丘吉尔和罗斯福频繁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丘吉尔心态何等焦虑、措辞何等恳切地盼望美国早日参战，而开辟第二战场、登陆诺曼底，没有美国主导，就根本没有可能。同时亚洲战场也是在“珍珠港”事件后，局势才开始转变。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常识，重新点一点是为了凸显美国是怎样从欧洲的“学生”变成了欧洲的“先生”的。
二战的炮声在1945年终于停下来了。欧洲，像一个埋在瓦砾中的人爬了出来，遍体鳞伤，四顾茫然，元气已经大伤了。欧洲需要面对一个紧急的后续问题：物资匮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今天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不会忘记1946-1947年寒冷的冬天，能源枯竭了，生产停顿了，许多食品需要凭票供应。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来了，帮助欧洲渡过了这一道难关。有评论说，马歇尔计划“挽救”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因为那个时期，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势力大涨，工人运动此伏彼起，知识阶层普遍左倾，丘吉尔称之为威胁政权的“第五纵队”。如果经济在此以后得不到恢复，社会人心动荡下去，共产党或工人党通过选举很有可能取得政权。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的政治意义正在于此。
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摆在世人面前了，世界已经起了大变化，时代已经起了大变化，时也，势也，欧洲相对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无可逃遁地“边缘化”了。如果把世界比作一个大舞台，欧洲只能是配角，虽然是很重要的配角。许多世界性或区域性的危机，起主打作用的总是美国，且莫说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之类，就连发生在欧洲一隅的小小的科索沃危机，也还是美国打头阵，欧洲起的是陪衬作用，它的精神和姿态是被动的。
至此，所谓欧洲的“边缘化”可作如下概括：在与美国保持“结盟”关系的前提下发挥自己尽可能多的独立和主动作用，尽其可能影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和在与欧洲利益相关的问题上的决策朝着有利于（至少无损于）欧洲的方向发展。
欧洲的“一体化”问题
欧洲的“一体化”与“边缘化”不同，属于欧洲国家之间的问题。在欧洲说来，就是欧洲的内部问题。“一体化”integration，又可译为“整合化”，是把诸部分组合起来的意思。本文不提它的思想历史渊源，只说“二战”结束后的情况。“二战”后，欧洲人普遍有一种情绪和愿望，欧洲再也不要打仗了，希望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欧洲为战场的最后一次战争。怎样能避免新的战争呢？一个主要的想法就是把战略资源由几个有关的国家统管起来，特别要把刚战败的德国，连同它的煤钢等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置于几个相邻国家的监督和统管之下。主持其事的政治家们认为，这是为避免欧洲国家之间再发生战争的釜底抽薪的办法。经过几年的准备，在1955年生效的“罗马条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战后关系到欧洲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而签订的。这是一个体现欧洲智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虽然创始国只有六个（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西德、意大利），但它为欧洲的前途指出了方向——走“联合”（即一体化）的道路。“罗马条约”为尔后几十年从“共同体”到“联盟”的发展进程打下了基础，把历史上几个世纪的理想化为现实了。几十年来的发展、组织和法律的逐步完备、共同内部市场的扩大、超国家因素的逐渐增强，其基础都可在“罗马条约”中找到。“共同体”和“联盟”的几个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条约，无一不是在“罗马条约”基础上加以补充又补充、增新又增新和修改又修改的产物。
“欧洲联盟”把欧洲各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联盟”始建于西欧，东欧诸国在“冷战”落幕后进入制度的“转型期”，成为“联盟”的新成员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在战后几十年中，欧洲学会了处理彼此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方法，即使出现了危机，也坚持和善于协商，不使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不要说发生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康德提出，只有相关国家都实行共和制，它们之间才不会发生战争，因为人民是不要战争的。康德是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在共和制的国家（即使是“君主制”下的“共和制”）决定战争的是人民而不是“君主”。前几年舆论界曾有关于实行现代民主的国家之间是否可以不发生战争的讨论。讨论在理论上没有结论，但至少在“欧盟”国家之间纵使有再大的分歧，也已经没有了兵戎相见的条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了。
处理危机的办法无他，只是反复而不断地磨合、谈判、磋商，以求得各方最终都能接受的妥协。那么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大大小小的矛盾不计其数——小至一些具体举措上的分歧，大到原则性的意见冲突——都靠各级各种的谈判去解决。有的可以一拖几年，欧洲人学会了保持谈判的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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