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群氓崇拜与大众民主神话
作者：蔡禹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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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者，表现出一种十分懦弱的残忍。不过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几十个猎人聚集成群用猎犬杀死一只不幸的鹿时表现出的残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类有着伟大的同情心，但他们还有虐待狂的心理，尤其是他们作为群体存在的时候，这很可能是人类漫长的狩猎时代的心理遗存。集体无意识所反映的是人类历史中的集体潜意识，当个人单独存在的时候，他力量的孤单和弱小使他的恶性处在隐伏状态，但一旦获得集体的后盾，他就仿佛被灌注了神通，“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这解释了群体何以干出最恶劣的极端无耻的勾当。
说群体道德败坏，实际上是勒庞这样的理性哲学家以自己的一般道德原则对照群体的行为结果而言，而如果分析群体的道德心理支使他们所做出的行为，他们的道德败坏的行动恰恰是在他们自认为某种高尚道德的支配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违反人类一般道德的行为中包含着自我感觉十分高尚的道德心理。比如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红卫兵，由于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作为堕落阶级对历史的发展有害的意识形态，他们虐杀老师时怀着崇高的道德情感，有如医生切除了病人发生病变的肌体，或者如同农夫以毒药杀死了危害庄稼的害虫、猎人杀死了食人鳄。这种意识甚至有着古老的传统。我们知道，在某些落后的地区，如果巫师指认某人魔鬼附体，如果魔鬼不能被巫师以法术驱赶出去，那么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众人把那个魔鬼附体的人打死，淳朴的众人不以此为残忍，而是以此为高尚，因为他们自觉自己杀死了魔鬼——为民除害了。
若说这种巫术“文化”导致的杀人案例是由于文明的不发达，人们的愚昧造成了不自觉的犯罪，未免把事件的残酷推给了抽象的“愚昧”；而在知识者中，由于群体心理之间的互相暗示，这种巫术时代以高尚道德心理进行凶残的杀戮的行为其实也非常普遍，只不过巫术话语转化为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好像巫术的“愚昧”消失了，其实没有消失，只不过转换了修辞方式，说一个人被资产阶级思想毒化的新时代语言与说他被魔鬼附体的旧时代的巫术语言的区别只是字面上的，内容没有实质性区别。
文明的花样翻新并不能剔除隐藏在人类内心中古老的潜意识，只是理智状态的个体压抑了它们，而群体则能将这种个体压抑心理暂时解除，从而能使潜意识在某些时刻淋漓尽致地以行为表现出来。由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词汇，仿佛文明时代的人指责愚昧就表明他们已经完全与愚昧划清了界限。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显然这种进步没有新鲜名词所夸张的那么大。勒庞认为，一个数学家只有在他的专业表现出惊人的才华，而如果他作为群体的一员，他对自己行为善恶的判断力和北京永定门火车站骑三轮的人的判断力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解释了群体为什么不能集合智能而只能集合冲动和暴虐的非理性，因为群体的专业不可能是数学、物理学这样理性的工作。勒庞说：“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我们不必计较勒庞把妇女和儿童与野蛮人并列，勒庞的意思是说，群体的智力不完善，他们因为他们作为集体心理的群体而把进化给予他们的智力暂时抛弃了，仿佛回到了幼稚和不成熟的原始狩猎时代。勒庞说，“从一定意义上说，群体就像个睡眠中的人，他的理性已经暂时搁置”，“既然群体没有思考和推理能力，因此他们不认为世上还有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而言他们也会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便是最惊人的事情”。睡眠的人在梦幻中自觉并没有丧失理性，所以他那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想法都变成了梦里的鲜明形象。群体的想象力由于也同样失去了理性的制约，就很容易把非理性的幻想当成可以实现的“理想”。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炼钢运动的滑稽性只有在事后的反思中才能体会得到，而在当初无论是杰出的工程师还是大学的名教授很少人体会其中的荒诞性——历史的喜剧总是被作为正剧来演出的，正因为太严肃所以让后辈觉得很滑稽。群体为什么会以严肃的态度在历史中表演滑稽剧呢？
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强调集体而忽视个体。中国有个成语叫“三个臭皮匠顶过诸葛亮”，是集体崇拜的经典话语，似乎人的集体智能可以累积起来。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人类文明的确是积累的结果，但“积累”主要是个人智能的积累，不是群体的积累。集体很难从事高智力的工作，一件艺术品由“集体创作”肯定是平庸乏味的。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工作是不可能靠集体完成的，中国人即使人数再多，如果不激发个人天才，即使积累一亿个臭皮匠的“集体智能”也还是臭皮匠的智能，永远不会胜过爱因斯坦的智能。迷信集体，以为一旦把人集合起来就能使智能和创造性发挥到极大值，这是中国二十世纪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心理基础，不幸的是这种虚幻的创造性只能是集体欺骗自己，饥饿之损害生命并不能因对集体的迷信而避免，集体中的人在面临死亡时领略了个体的孤独性和个人性，死亡总是件极具个人化的事。蒙昧时代为减轻死亡的孤独便有殉葬的风俗，而到了二十世纪，为了某种虚幻的观念牺牲了许多生命，可看作群体为观念而殉葬。
一栋大楼固然要许多人来建设，但大楼的“灵魂”即设计者却无论如何不能是“集体”，集体只能从事简单的、机械的劳动，而创造性的劳动永远需要靠个人完成。“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才的智能。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群体一旦接受暗示把某种东西作为真理，其专横不仅表现在群体自身行为的野蛮专断和智力低下，而且压抑一切个体的智能和天才。可以想象，如果让一个群氓崇拜的群体发布对天才音乐家莫扎特的指令，命令他创作使群体喜闻乐见的音乐，莫扎特的天才就像信天翁的翅膀，因被水手们的玩弄成了阻碍自己飞行的累赘，反不如一只小巧的麻雀显得聪明——这是波德莱尔《信天翁》一诗表达的意象。
三、群体与领袖的关系
群体需要领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迎合他们口味的领袖。在群体面前的讲演家不需要启发思想的学者，因为启发思想必然要分散群体的注意力，是令群体反感的，讲演者不能对一心要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群体讲演法律和人道主义，否则你很可能被愤怒的群体掐死后踏烂。他们需要的是简单明了的鼓动，只有他们希望听到的真理才是真理，“真理”的表达必须是“坚决反对”和“坚决拥护”的旗帜鲜明的口号，不能啰嗦模棱两可，只有如此他们才喜闻乐见。掌握了什么是群体喜闻乐见的，操控群体对领袖来说又是件并不太困难的事，这是由于群体的智力低下，容易被暗示左右。“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
因此，杰出的群体领袖必须深谙“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希特勒之能成功一时，在于他具有洞悉群体心理的高超本领，他甚至说出了比勒庞这位社会心理学家更深刻的剖析群体心理的话，他认为，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服于坚强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1〕”。从这段话我们似乎看出希特勒这样的领袖并非不理解自由主义的自由的意义，他之成功在于他迎合了他的德国人民的群体心理，一个领袖知道什么是善，但又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行恶——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恐怕是天才的权术家都需要首先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