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
作者：陈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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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类社会的金融危机不可预测而总是在发生，人类却从未放弃过试图通过预测来阻止它发生的努力。在一次又一次对金融危机的理解和解释中，人们顽强地寻找着某种未来金融危机可能发生的逻辑，提出理论，提出警示，有时甚至于提出具体的技术性对策。基于人的“经济理性”和现代社会货币财富数量积累的无边界现实，我们只能悲情地判定，这种“事后诸葛亮”很难有预测之功。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事后诸葛亮”的警示之效，它在金融危机（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资产泡沫带来）这堵灾难的大墙阻止住了人类无限贪婪的“疯狂激情”，从而让人们回到一个相对适度行为区域的格局下，在人们的内心里重新演示了金融危机的逻辑，并在人们的内心重新构建了这堵灾难的大墙，进而激发出了人们内心相当强烈的警示之力，添加了一定程度约束贪婪属性的心理或精神元素。正是这样的心理或精神元素，使得人们的行为有了某种自我的主动、自觉约束，它对于金融危机出现的频度和深度，应当有一定的缓和作用。我们说，“事后诸葛亮”也是诸葛亮，它是一道让人乐观的光线，就在于此。
翻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活动大体沿着两条路前行。一条路是所谓的制度和技术变革之路，即从制度上通过建立或完善某种新的强制或非强制规定，从外部来激励或约束人们的行为，或是通过技术创新，以标准化、规则化和权限化来规范或掣肘人们的行为。另一条路是所谓的内心反省和约束之路，即从人的内心催化出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或称之为道德的东西，通过人自觉、自愿、自动的约束选择，达到行为的适度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前一条路是知识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度和技术都可以凝结为知识，为人类的行为提供知识性的行为管理和控制；后一条路则走的是信仰之路，通过人内心的警惕、对痛苦的记忆、反省和觉悟，形成某种约束性的意识，进而约束人的行为，再普遍化成社会性的活动影响。
在对待金融危机的问题上，在我们对数不胜数的“事后诸葛亮”之作进行整理时，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逻辑分析过程，看到了太多的制度和技术改善的建议内容。这些是重要的，重要到它们甚至于已经阻止了某些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尽管我们并不能够肯定，这些金融危机在没有这些制度和技术改善的情况下一定就会发生。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在于，这些关于金融危机的逻辑分析，包括由此而来的制度和技术改善建议，本身就含有相当成分的警示在内。毕竟它们展示了灾难的一切，痛苦的一切和许多无法再重来的“过去辉煌”的一切，并且从逻辑上演示出了某种可能的不再重蹈覆辙的前景，让人们在痛苦的记忆里，带着对美好未来热切的期盼，从心灵深处自我地划出一道心理的界线来，自觉、自愿、自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仅仅靠这些还是不足够的。以往金融危机的逻辑展示，未来金融危机可能发生的逻辑分析，以及制度和技术改善的建议，只有间接警示的作用。我们还需要直接的警示呼吁，需要直接诉诸于人的心灵的道德启蒙、体悟、反省和自觉的自我批判，从人性的基本层面，对“经济理性”或是贪婪之心的下意识约束，努力去逼近一个人人内心相对自我有控的社会整体心理状态，最终达到整个社会人们活动的相对平和来对抗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毫无疑问，这种直接的警示呼吁，即便是获得了最为完备的响应，甚至于成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也不能够灭绝人类的贪婪之性，我们不必对此讳言。但它的确有抑制贪婪程度的价值，而且其作用通常要大于那些间接的警示方式，因为它直接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灵之中。诉诸于这样的直接呼吁，加上制度和技术的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程度应当会大为减少的。
令人仍然不得不充满悲情的是，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制度方面和技术方面的变革是巨大的，但人们从这次金融危机而获得的内心反省和觉悟，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有人性本身的顽固性，同时也有人性自我教化的严重不足。在我读过的大量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著作中，涉及到直接诉诸于人性层面并提出道德教化的作品几乎没有（也可能是我读书的选择范围不够所至）。我们说，“事后诸葛亮”有某种让人对未来乐观的价值，不是仅仅就制度和技术层面来说的，还有内心信仰层面的内容。我显然更看重后者。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住房抵押次级债市场出现了重大危机。虽然美国等国家协同采取了一些制度和技术层面上的措施，暂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由此而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但我敢说，这场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次级债市场危机只是间接地给予了人们某种警示，人们也相信制度和技术层面上的努力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大面积发生。正因为人们在内心上贪婪，并没有通过一次又一次危机的到来得到自我的反省和约束，下一次危机发生，特别是更大规模的发生，就一直在累积之中。我所唯一不敢肯定的是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已经十年了。
我点燃一炷香，写下此文，祭它。
为了记起，为了不忘记，为了在人们的内心增加些许直接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