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
作者：刘再复 刘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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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曹雪芹笔下的秦可卿，何尝就不是安娜·卡列尼娜？我觉得曹雪芹与托尔斯泰的女性立场并没有质的区别，他们对女性的整体都是同情的。但是，托尔斯泰的女性三部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中确实有变化，他开掘了所有女性的美，包括在当时被视为“堕落女性”（《复活》中的玛丝洛娃）的美，呈现了他的伟大的人道曙光。他没有视出嫁女子为“死珠”、“鱼眼睛”的理念，这是因为他首先没有曹雪芹“两个世界”的理念。你从女性主义视角质疑这种理念，我则更多地从批判男性泥浊世界这一视角理解这一理念，认为曹雪芹一是在持守他的理想世界——净水世界；二是在呼唤对于泥浊世界的警惕。我觉得是曹雪芹关于净水世界与泥浊世界的划分是受了佛教分清“净性”与“染性”思想的影响，也属于自然分际。玄奘在《成唯识论》中讲“八识”，其中的阿赖耶识，有“净”和“染”两种子。染法种子，自能生染法；净法种子，自能生净法，两者可以互熏互动，甚至可互相依存。人身上才有二类种子，佛身上只有一种（净）。《红楼梦》的思想基点是禅，并非唯识，它打破人为分别，贯彻不二法门，打破尊卑等级之分，但还保留自然分际，例如男女之分、天地之分，就属于自然分际，不属于分别心。曹雪芹把男女的自然分际加上“女儿水作，男人泥作”的思想，也不算分别心。分别心是指不平等之心，这种心违反佛教众生平等的基本教义，而清浊之分，是在确立众生平等的前提下，对生命自然性质的观照，正视其性质不同。曹雪芹太独特，采纳各种思想又超越各种思想。他把少女看作净水世界的主体，少女便代表净性，而男人则体现染性，他们追求金钱、权力、功名，便是染性的外射。贾宝玉是出污泥而不染，在泥浊世界中未被染性所毒化的唯一男性生命。在曹雪芹看来，天生具备净性的少女本来也是出污泥而不染，可是一旦出嫁，就未免要被男性世界所同化，所污化，因此，要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唯有守住青春生命。曹雪芹让自己最心爱的林黛玉、晴雯、鸳鸯、芳官等在未出嫁前就死亡或去当尼姑，便是不忍心让她们丧失净性。这当然只是曹雪芹的大梦。《红楼梦》不仅有真切的现实感，而且有如此真挚的理想性，这是黑暗中的人性憧憬，很了不起。
梅：用净法染法解释部分《红楼梦》内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不过，染性并不只会作用于已婚女子，也可作用于青春少女，例如薛宝钗与袭人，在曹雪芹看来，也染上男人社会“功名”的毒菌，所以才会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按照禅的原理，人的自性原是一片净土，人人都有净性佛性，“本来无一物”，只是进入了社会功利场，才会染上各种尘土。其不二法门，是指定、慧不二，人的原始本体不二，即本来只有净性，但我也要提问，既然染性也会影响薛宝钗、袭人等青春少女，即男人气也会浸入少女的“女儿性”，那么为什么还要那么强调婚嫁是女子的一种质变点？
复：除了佛，除了神，人人都有净、染二种子，都有净、染二性，不仅男子如此，女子也是如此。你说得不错，已婚女子会受男子气所染，少女也是如此。我用净、染二法试作解释，不过是在说曹雪芹的女性立场和守持青春生命纯粹性的审美理想。也就是说，曹雪芹如果没有女性立场而是男权立场，思路可能就会完全相反，例如王夫人就持相反立场。用你的语言说，宝玉是个男性的女性主义者，而王夫人则是女性的男权主义者，在王夫人看来，不是女子被男性所污染，而是相反，是男性（她儿子）被女性所污染，恰恰金钏儿、晴雯、芳官等少女才是“污染源”，这些下等丫环奴婢戏子，才是“尤物”、“狐狸精”，宝玉就坏在她们身上。她的干净儿子完全中了晴雯的狐狸精之毒。中国历来的“女人即祸水”的观念也是确认女性对男性的污染。用净、染二法门的视角看，便会发现曹雪芹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女人——不好”、“女人——尤物”、“女人——祸水”的观念。从祸水到净水，从尤物到天物，从染性到净性，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动！对青春少女婚嫁的担忧，也是对人性污染源头的一种认知。讲净、染二法时把握了这一点很要紧。不过，应当强调的是，曹雪芹认为少女出嫁后会变成“死珠”、“鱼眼睛”，还包括曹雪芹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或者说，是对中国伦理体系的一种深刻认识。他有一种天才的清明意识，比中国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清醒地意识到：青春少女的乐园是个极为短暂的时空，她们的美与活力全寄寓在这段时空中，一旦出嫁，她们将进入无所不在的中国大伦理系统，将进入“夫为妻纲”等五伦系统，由此也将无可选择地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点缀品，完全丧失个体生命的独立性，以至变成“死珠”似的丧失灵魂活力。生活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中的女子，未必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尤其是西方的女性学者也不一定能理解曹雪芹这一清醒意识。西方现代女性都活在文艺复兴后个人尊严、个体生命价值充分觉醒的大语境中，她们在婚前具有独立性，在婚后也具有独立性，嫁前嫁后都可以独立地放射人性的光辉，这一点在中国伦理系统中还不可能实现，即使丈夫不剥夺你的独立，公婆也要剥夺你的自由。你再读读《孔雀东南飞》，看看兰芝那么好的一个女子，婆婆就硬是容不得她，非得把她整出家门不可。
梅：女子嫁后将进入严酷的伦理系统，这一点我以前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确实雄厚，即使是古希腊、古罗马，虽是奴隶社会，但又是公民社会，除了奴隶，其他人，包括女人，都有相对的独立性。
复：中国很不同，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婆媳之间的关系，其等级层次非常森严。说得严重一些，便是女子一出嫁便没有自己了，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甚至没有自己的人格。曹雪芹正是意识到青春少女婚嫁后将丧失自己，没有自己。我觉得，在十八世纪的中国，能有这种意识，实在太特别，太难得，也极有深度。可惜西方女子，包括西方知识女子很难产生共鸣。
梅：东、西方女性生活在很不相同的文化大背景中，你的这一点提醒对我很有启发。东、西方的女性确实有不同的生存条件、不同的人文条件、不同的伦理条件。像“节烈”、“殉夫”等观念只能产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
复：中国不仅与西欧不同，与俄罗斯也不同。彼得大帝改革后带入了西欧的异质文化，女性也没有像中国具有如此强大严酷的伦理枷锁。我们看到的安娜·卡列尼娜，并没有以丈夫为纲，她拥有比中国妇女大得多的自由生活空间，婚后并没有完全丧失自己，她可以独自在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往来，可以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独自参加上层社会的某些交往活动，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Ａ．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大雷雨》（1860），其女主人公卡捷琳娜和她的婆婆卡巴诺娃的冲突反映出俄国也有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也有女子婚后的困境。但从整个剧情看，我们发现卡捷琳娜的丈夫奇虹没有夫权的意识，他的思绪与中国男子浓厚的父权意识大不相同。他在母亲的压力下有时也羞辱卡捷琳娜，但那是性格原因，并非夫权意识。与中国妇女出嫁后同时蒙受夫权、族权、神权、政权的四重压迫不同。卡捷琳娜受其婆婆的气，严格地说，也不是宗法权的压迫。《红楼梦》的“嫁后死珠”思想，其深刻性就在于曹雪芹看到中国女了嫁后完全进入中国伦理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极其严酷，必定要榨干青春少女的全部生命活力。嫁后的女子如果真像卡捷琳娜还好，可是她们的命运只能像《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潘巧云，遭到最残暴的杀戮，连潘巧云的丫环都难逃被杀戮的命运。曹雪芹对中国妇女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一种超人的清醒意识，所以他才会做少女不嫁的痴梦。
梅：你刚才强调大观园的女儿国“净”的一面，其实你在《红楼梦悟》中也强调了女儿国“灵”的一面。像黛玉这样充满了性灵的女性，在古典文学中也是极少见的。我很喜欢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从细节中来区分黛玉和宝钗的做法。她注意到“宝钗出场穿水绿色棉袄”，而写到黛玉时则几乎不写衣裙装饰，只有唯一的两次，一次是“披着大红羽縐面”，还有一次是“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而这两次描写，用张爱玲的话来说，“也是下雪，也是一色大红的外衣，没有镶滚，没有时间性，该不是偶然的。‘世外仙姝寂寞林’应该有一种缥缈的感觉，不一定属于什么时代”。张爱玲还写道，“写黛玉，就连面貌也几乎纯是神情，唯一具体的是‘薄面含嗔’的‘薄面’二字。通身没有一点细节，只是一种姿态，一个声音”。相对而言，宝钗因为比较世故，也更多地受到礼教的束缚，她的衣裳和神情也与此相应。从衣服装饰的角度来看《红楼梦》真是典型的“张看”，是张爱玲的女性独特视角，不过，从这一视角我也看到《红楼梦》对黛玉的性灵塑造是极有开创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