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孙康宜教授访谈录
作者：生安锋 白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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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人很尊重个人，我觉得很好，他们很少故意说一些让人家过不去的话，也很少在人背后说长短。还有一点，美国人通常不念旧恶。比如，我得罪他了，但是，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再去想：啊呀，三年前他得罪过我，怎么怎么。这一点我很欣赏。只要一直往前走，不要管其他。我看基督教的清教徒的精神，也指的是这种简单而实在的生活态度。如果你到美国人家里参观，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朴素。
但这四十年来，我觉得美国是有些变化的。首先，人越来越杂，我四十年前看起来很干净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很脏。美国的年轻一代也很有问题，中学教育也问题重重。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还是继承下来了，比如为公众服务，美国的大学生们经常做义工，帮穷人。他们也尊重别人的隐私，这点很好。但现代的生活方式使美国人更加孤独了，他们越来越隔离，患精神病的人特别多。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的解释，社会的经济是和心理联系起来的，个人经济越发达，心里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还有，美国的枪支问题，最好进行枪支管理。布什总统在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好，但是，美国人也只有维持美国人的精神：既然他是总统，你就要尊重他的权力。但是，布什的政策是缺乏美国精神的，比如随便去打别的国家，我觉得这是偏离美国精神的，一切都为了钱、为了石油。尤其是枪支，有必要管理。想想看：每天都可能有人到学校去杀人，那多可怕？杀人的人都是有精神病的，一个人有了精神病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问：另外，学界都说您有“耶鲁情结”。请问耶鲁大学有什么令您着迷的方面？根据您在美国高校从事教育三十年的经验，您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有哪些主要特点？有哪些是特别值得我们国家的高校吸取和借鉴的？
答：说我有耶鲁情结？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大半生时间都在耶鲁度过，我只能说耶鲁。耶鲁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那就是我喜欢它的教学制度。我生来喜欢教书，尤其喜欢和年轻的大学生交流。而耶鲁给所有教授们一个很严格的规定：不管你的职位多高，你都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因此我每年至少有两门课是专给本科生开的。但我不喜欢教大班课，因此我的课一般要求学生不超过二十人。我还喜欢讨论课，我把材料提供给学生，让他们阅读后讨论。而且，耶鲁严格实施通才教育，比如你学理工，也必须学文学。很多好学生喜欢来耶鲁读文科，因为它的校园里最有文科气息，最专注人文和艺术。耶鲁有戏剧学院、音乐系，这些跟文学都有密切的联系。从前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觉得学校比较小，走到哪里，人家都知道你。在这里，校园比较大，走到什么地方也没人知道你是谁，很好。
问：我注意到您经常写一些关于美国文化观察、中西文化比较的散文、评论、诗歌等，文笔细腻生动、淡雅清新、真挚优美，看了很让人有所感触。请问您所创作的这些散论与您的学术研究是一种什么关系？
答：我觉得两种写作对我都一样，因为我在搞学术的时候，也在进行创造性的阅读。美国有这样的分野，学者就是学者，作家就是作家。但我在1993年开始搞创作。当时我发现自己都快不会写中文了，于是下定决心，增强中文写作能力，开始学散文创作。有趣的是，我的学术论文大多是英文，而我的中文呢，主要用来搞创作。
问：您和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共同主编的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与以往的文学史相比都有哪些特别之处，什么时候面世？
答：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有关文学的文化史 （a 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另外，我们希望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讲文学史。主要针对英文的通俗读者。他们一般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懂得不多，但又想了解一些，所以我们的文学史主要是给这样的读者和学生看的。用的是一个讲故事的综合论述的方法，不是什么明、清小说史、明、清戏剧史、明、清诗歌史等。它基本上按照年代编排，因为我们相信这样才是真正的文学史。到目前为止，属于这一系列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都已经出来了，而中国的还没有，我们就在做这样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希望不要总是把政治和文学混为一谈。比如，一般的中国文学史，大多把政治的潮流和文学的发展等同，而我们认为，文学有自身的发展历程，这种发展，有时和政治无关，和朝代也无关——因为你换朝代了，文学不一定跟着改变，文学改变了，也不一定要换朝代，这就是我们的文学视角。比如说1400年左右，这一时期的文学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永乐初年，是文人开始大写台阁体诗文的时候，又有《永乐大典》的盛事，但它并不是明朝的开始。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文学完全和朝代的变换无关。我们还是很重视朝代的，但只能说文学和政治有关，但并非等同。我们的重点是文学的发展，以文化文学史的角度来写的。至于什么时候出版？只能说愈快愈好。明年就要送稿了。
问：您一直注重美国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术交流及往来，自己也身体力行地组织参加多种学术活动，开展多层次的文化交往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工作。您曾证实耶鲁大学是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发源地，想必这些年您也以耶鲁为根据地，为中美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作出了不少贡献。1990年，您和苏源熙（Haun Saussy）联合主持由六十多位美国学者参加的一项美国汉学界前所未有的翻译工程：《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这项工程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使很多中国女性的作品得以进入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请问您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主要的主张有哪些？都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
答：性别研究和交流。这和我个人受教育的背景有关系。我经常给中国人介绍西方的东西，给西方人介绍中国的东西，就是这样进行交流的。看起来我好像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使者。我特别喜欢这个工作，能够对不同的人用简单明瞭的方法告诉他们一些东西。我喜欢用简单的方法，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掌握了这个东西和观念后，你一定能用合适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虽然道可道非常道，语言有时很难表达一些东西，但我仍然相信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清晰、简单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我喜欢做文化大使的原因。除去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我一向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很有交流，也经常和日本学者们有来往。最近，我跟韩国学界的交流也开始密切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叫申正秀的韩国学生（目前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读博士），他几年前把我的英文著作《六朝诗》（Six Dynasties Poetry）译成韩文，这也促进我在韩国做文化交流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