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赫鲁晓夫在中国
作者：佚名
字体： 【大 中 小】
我表示抗议，我有自己的人格，我表示抗议。我没有把材料交给任何人。我比您还共产党员呢。
我从来没有到过党的监察委员会。我这是第一次处在这样的地位，而且是在个人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不去谈活动了，我的活动已经结束。你们还要求我做出解释。
至于我做过口授，我认为这是每个公民和每个党员的权利。我口授过什么，我记得很清楚。目前并不是全部可以发表。
你们是让我别写，别口授。我当时说，是尼古拉一世才查询密码文件呢。我当时感到很吃惊，在我为之贡献一生的党内，我们又重新拾起了尼古拉一世的衣钵。
不。请您逮捕我、枪毙我吧。我活腻了。人们问我的时候，我说我对我还活着感到不满意。今天广播了戴高乐去世的消息。我羡慕他。我曾经是个诚实的人，忠诚的人。从党刚刚诞生之日起，我就一直在搞党的工作。
我七十七岁了。我头脑清醒，我对自己的所有言行负责。
我完全与世隔绝，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状态。两道门，一个入口一个出口，都监视起来了。这很丢人。我讨厌透了。体谅体谅我的苦处吧。
历史在不断翻新，因为那是人写的。回忆录就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这个观点你们休想让我放弃。一个人在回忆录中叙述自己的观点，他写他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这就解开了这个谜：赫鲁晓夫的所谓“声明”，是在受审中被胁迫的情况下出笼的。
按俄文本回忆录的附录部分，第一卷为赫鲁晓夫年表（1953-1964）；第二卷为包括受审速记记录在内的八篇档案材料和文章，都可为正文回忆录作相应的补充，有的还很重要，如小赫鲁晓夫所写的《回忆录写作出版经过》。但著名的“秘密报告”却付之阙如，这是一个缺憾。
在1956-1966中苏十年公开论战期间，中国方面曾计划收集赫鲁晓夫当政十一年中发表的公开言论，编成赫鲁晓夫言论集，预计有三十多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分册出版。《出版者说明》指出这是“一部现代修正主义的百科词典”。但出到第十三册，已至1966年3月，再过两个月，“五·一六通知”敲响警钟，“文化大革命”开始，出版社停业，这部言论集也就不了了之了。在已出的各册中，也没有“秘密报告”的收入，据《出版者说明》交代，这是因为“苏联方面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报告”。但谁都知道，赫鲁晓夫带给中国方面的冲击和震动，把这部言论集全部加起来（据说将有一千万字之多），恐怕还比不上他的这个“秘密报告”。
揭盖子与捅娄子
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国方面先只听到口译通报。直到3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全文，新华社组织人员连夜翻译，校对好一部分就印一部分，先送中央领导；全文译校完毕合印成本，再送中央。3月17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报告。随后在19日、24日和4月4日又连续三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这个报告，并决定中国应对方针。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列席会议。1999年，他出版了《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如实记下毛泽东在这四次会上的重要发言，以及由此开始的他同赫鲁晓夫长达十年的正面交锋，日益加剧的疑惧心理使他下定决心，必须根除“秘密报告”首先在文化知识各界的骚动和影响，随之必须杜绝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党内和各级政权内出现。
在1956年3月17日的会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了，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一下，特别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他说：“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他还提请与会者想一想，“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事实上，这时他已做好发动论战的初步思想准备。在3月24日的会上，毛泽东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这段话中最后的一句“硬着头皮顶住”，后来成为他在发动几次政治运动前鼓励左派分子的常用语。这里首次出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新华社、中宣部协助写出有针对性的表明中国观点的文章。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他修改的这篇文章做了说明，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发表在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上的第一篇论战文章，拉开了十年论战的序幕，直到196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这次论战方告停止。而赫鲁晓夫已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了。
1971年9月13日，苏共中央发布了赫鲁晓夫于11日逝世的讣告，享年七十七岁。《人民日报》在国际版用一个单栏简单报道这一消息，标题用小黑体“赫鲁晓夫死了”一行六字直排，“死了”两字可作完蛋、呜呼解。“死了”二字，读者可体会出内含的轻蔑憎恶之意，并杂有讥刺嘲讽之味。类似的标题，我记得有一个，即张春桥死后，报纸发消息用的标题，就是“张春桥死了”，以示鄙弃。
“秘密报告”刮起的揭盖子、捅娄子之风，很快传到中国知识分子群中，同样发生了不小的震动，当然所得到的感受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大不一样。以北京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这两个知识分子扎堆的单位为例，这个报告全世界流传议论，上面捂不住了，只得采用关门传达方式，让一部分人早一步知道。作家韦君宜身兼两个单位职务，所以听了两次传达，还都参加了讨论。据她写的《思痛录》回忆，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她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自由思想了。”韦君宜相信他说的话，她在市委讨论会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讨论会上，韦君宜又同大家一道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同大家一道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她是《文艺学习》杂志主编，回到编辑部，几个编辑就围着她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
作家黄秋耘是韦君宜的同事兼好友，他是在作协听传达的。他有一本访谈录《文学路上六十年》，也谈到了“秘密报告”捅娄子的事。他说，那时作协内部由刘白羽传达，非常机密，一字不差，传达到十三级处级（指司局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作协当时能听到这个秘密报告的，也不过十来个人。在一个密室里边，关起门来念。还这样宣布，听过传达出了门之后，彼此之间不许交谈，不许议论，更不许对外边人讲。那个时期好多文件的传达，比较机要的，都有这样的规定，怕泄密。那天下午从两点开始，听了两个多至三个钟头。黄秋耘说，赫鲁晓夫很会讲话，斯大林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听了很恐怖。听过出来以后，失魂落魄，震动得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