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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中国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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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黄秋耘去韦君宜家，韦忍不住，哭着问道：“秋耘，你认为今天所听到的，是事实吗？是真的还是假的？”黄说：“依我的判断呢，基本的情况是真的。”韦激动地说：“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共产党内部会出现此类事情！”那天晚上，韦君宜哭得很厉害。经过那次听过传达以后，据黄秋耘对访谈者说，韦君宜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完全变啦，前后判若两人。从一个正统的教条主义者，转变成了当时叫修正主义倾向者了。韦君宜自己在《思痛录》里也说：“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
韦君宜与黄秋耘二人虽然各属个案例子，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着当年抱着纯真理想投奔革命，如今已是中上层干部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波动。他们将在未来的年代里备受良心的煎熬。
这些由赫鲁晓夫报告捅出来的娄子，立刻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的想法与主意以及随之而来将要付之的行动，在1957年1月18日和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两次讲话中，已以比较完整具体的形式，作出了详细明确的指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内。毛泽东在第一次讲话中说：
过去这一年（指1956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这里把受赫鲁晓夫讲话影响的人说成是“蚂蚁”，称之为“乌龟王八”，已有明显的憎恶之情；而在第二次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名道姓称“民主人士的批评”为放屁，“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按“放屁”一词后亦施之于赫鲁晓夫，蚂蚁则升格为苍蝇）。请看如下所引：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将要开展的计划和步骤似已成竹在胸，呼之欲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反作用。只要看不过两年，1959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毛泽东又把赫鲁晓夫抬出来，将赫与彭捆绑在一起。彭德怀反“三面红旗”的罪状之一里通外国，就是指他出访苏联时“闻了人家（按指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毛泽东在批斗会的插话，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后来尽管彭德怀再三辩解，但直至1962年初以“纠左”为主题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这个所谓的“里通外国”问题仍不愿松口。赫鲁晓夫的阴影在他的思想里始终挥之不去。
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1年，毛泽东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关于接班人问题时，对赫鲁晓夫作了评论，说：“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护林，顶住了。”（转引自程波《中共“八大”决策内幕》）毛泽东说的“我们有防护林”，就是发起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运动”，清除赫鲁晓夫台风的影响，防止赫鲁晓夫式接班人的出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最后一次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帝国主义，反修防修，而主要批判对象则是“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尚未被识破的中国赫鲁晓夫——“我们的接班人”。
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是1966年5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据说经过毛泽东修改七次，增写文字。增写部分最重要的是这两段话：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两段话实际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中的纲领，随后在8月8日发布的“十六条”，则是这个纲领的具体行动细则。“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不久，毛泽东在同胡志明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转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的这番吐露心曲的谈话，再次举赫鲁晓夫为例，透露了一个消息，就是对接班人之可能成为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疑惧之心与日俱增，加深了他在晚年“还来得及”的时候发动这场革命的迫切感。已出的几本“文革史”，无不一上来就列出好多条起因，但这些以国内外时代或社会为背景的起因，放在任何人身上差不多都可适用，并无多少说服力。只有一本“文革史”在开出几条起因后加上一条，说若不是毛泽东便无“文革”。我看这条最有道理，不足的地方是没有说明为什么。看了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毛自己已作出回答了。
“五·一六通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期间，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去人民大会堂找彭真谈话，听取他的意见。彭真建议把文件中关于赫鲁晓夫一段话去掉（见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这说明彭以待罪之身，政治嗅觉尚灵敏，已觉察所指。但刘少奇本人似尚木然，王光美谈话中亦未见她对“中国赫鲁晓夫”这一名称加之于刘少奇的严重性曾有若何回忆或评论。厚达四百九十六页的这本访谈录的提问者，竟也没有一个问题触及此点。这都说明刘少奇、王光美一直以来，还不够真正了解毛泽东的政治腕力。如形势十分不利于己时，刘尚贸然委派自己夫人去清华大学蹲点，并任工作组顾问，而王亦不置一词贸然衔命而行，即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