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天下皇帝
作者：张志东
字体： 【大 中 小】
据史料记载，在皇权争夺战中，因政变、兵变、战乱等，或为部将所诛，或为权臣废黜，或为乱兵所杀，或为皇族所害，有五十余名皇帝在位不到一年。金朝末帝完颜承麟在位仅半天，于战乱中为兵士所杀。
夺帝位如此，保皇位亦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从思想上铲除异己；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功臣，从军事上消灭忧患；汉宣帝刘询族灭霍家，是为了独揽大权；武则天重用酷吏杀宰相、大将和亲生儿子数百人，在血腥中坐收渔利；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口上喊着杀一男人如杀我父，杀一女人如杀我母，俨然如来佛祖下凡。但他为保住皇位，杀起人来从来毫不手软。特别是眼看长子朱标病逝，长孙朱允炆又年幼慈善，他担心自己死后皇权不稳，即寻找各种借口大杀无辜。功臣中只有耿炳文、郭英以及早早交出兵权的汤和能得以善终。清朝皇帝忧虑难于控制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便大兴文字狱，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在精神层面打压臣僚及学者，一个泱泱大国竟是万马齐喑。
四
秦朝末年有三位风云人物，他们对帝王发表过富有特色的议论。雇农出身的陈胜在和同伴劳作之余，石破天惊般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面对强秦，他没有为统治者的淫威所屈服，却对人的命运作出富有挑战性的抗争。贵族子弟项羽第一次见到出游的秦始皇，便对叔父项籍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快人快语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小官吏刘邦在咸阳看到秦始皇车队煊赫的声势，喟然长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骨子里透出了羡慕与向往。陈胜文墨不多，却是天生的思想家，有了他的启迪，后世很多人找到了皇帝轮流做的理论依据。项羽是浪漫主义的英雄，他没有太多的理论，想当皇帝，夺过来就是了。相比之下，刘邦就有些猥琐而现实，流氓地痞垂涎大富显贵的形象栩栩如生。
客观地说，这三个人对帝王的议论都很独到，表达了不同类型人的心声。尤其是陈胜的精辟论断，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众中起到了振聋发聩、开辟鸿蒙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思维毫无例外地陷入了一个狭隘的圈子，即人人可做皇帝，我也能做皇帝，做皇帝的确是件美事。他们之所以怀有同样的梦想，无非看好皇帝不受任何制约的特权。如果站在芸芸众生的角度，如果跳出想当皇帝这个思维定势，可能也应该找到一条分权和限权的办法，从而在体制上彻底解决权力来源于谁，以及权力为谁所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孟子和荀子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刻的阐述。《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还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朵民本思想的奇葩，在远古中国绽放得极为绚丽。它告诉人们，君权的根本在民；立君的目的在保民；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判甚至反抗。这是中国古代关于人民与统治者关系思考中最进步的认识。
秦灭亡之后，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重新提出了民本思想。汉初思想家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这种民本思想，对于古代高度膨胀的皇权无疑构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制约。
但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
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公元前594年，希腊雅典首席执政官梭伦施行改革，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其后的执政者克利斯梯尼建立了五百人会议，规定所有年满三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还握有最高执政权和行政权。到公元前五百年左右，雅典已经出现了民主政治。约公元前500年，罗马人开启了独立城邦的历史。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罗马成为了早期的共和国。虽然在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称号后，罗马已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但是罗马帝国崩溃后，再未建立起帝国组织，民主政治的星火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并未熄灭。
而在中国，与罗马帝国几乎同时期的汉代并未放弃法家思想，却将中庸的儒学肆意曲解，作为统治者治国的基本理论，并在后世发扬光大。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一次很有名的学术争论。汉景帝时，儒学博士辕固生同道学学者黄生在景帝面前辩论。黄生说：商汤周武不是承受天命，而是犯上作乱。辕固生说：不对。夏桀商纣因为暴虐淫乱，天下民心都归向汤武。汤武顺从天下民心而诛杀桀纣，他是不得已而登位的，这难道不是受了天命吗？黄生说：帽子破了，也要戴在头上；鞋子是新的，还是要穿在脚上。这是因为有上下的分别。虽然桀纣无道，但总归是君上；汤武虽是圣人，可毕竟是臣下。君上有过错，臣下不但不劝说，反而因为他有过错去诛杀他，并取而代之称王，这不是做臣子的应该做的。辕固生显然说不过黄生，情急之下，就拿汉代的历史反驳黄生：如果按你的道理去推测，那么我们的高祖刘邦取代暴秦，是不是错误的呢？这个问题还真是个两难选择。汉景帝听到清楚，就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场辩论便不了了之。此后学者们都不敢再讨论汤武是受命还是弑君这个问题了。
既然汤武革命不能讨论，限制皇权与建立预防机制更无法谈起。
当然，从理论上讲，也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或者限制皇帝。譬如天谴说，即受上天的监督。董仲舒提出，皇帝是天子，自然要受到上天的监督。人间施政的错误，会从天灾人祸中体现出来。这种说法没有针对性，所以算不上有效的监督。还譬如言官、史官的监督。周代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历代王朝设有御史、谏议大夫、左右拾遗等，都是法定监督皇帝的职官。但是这些言官面对绝对的皇权，所谓的监督自然苍白无力。这种在皇权专制政权建立时就设计好了的机构运作起来，无异于想用自己的左手管住右手。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变革，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清末的百日维新只是在专制框架下的修修补补，丝毫没有触及到政权体制的根本。只有辛亥革命的炮火，只有天下为公的呐喊，才从根本上摧毁了皇权制度，将高高在上的皇帝从宝座上撵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呼唤千年的民主政治。
时至今日，皇帝在中国退出历史舞台已近百年。然而，两千多年的精神压迫、肉体残杀和思想扭曲，专制体制的流毒仍在，皇帝崇拜的阴魂未散。没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没有凤凰涅槃的超越，“皇帝”这个特殊的名词真正成为历史还为时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