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从东洋到西洋
作者：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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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留日对于丁文江毫无意义。在日本的两年，丁文江虽然没进正式学校读书，却通过非正式的“游学”初步接触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打开了眼界。如后来他回忆的那样：
我第一次看见中国地图是在日本……三十年前的青年只知道读死书，不知道观察事物。中了这种教育的毒，对于科学就根本学不会的。我第一次在日本学几何的时候，只觉得教员讲的一个点，一根线，是一种毫无意识的举动。凡是近年来在大学校教过书的人都知道这种毒渐渐地消灭掉了。
丁文江后来留学英国，能在英国的乡村中学连连跳级，两年读完六年课程，考入英国高等学府金字塔顶尖的剑桥大学，与他在日本的“游学”不能说没有关系。两年的留日生活，某种程度上为他后来的留英作了必要的铺垫。
客观地看，日本确实不是一个能够让人安心读书的地方，风起云涌的种族革命潮流，小日本杀师背主、忘恩负义的恶行和对中国肆无忌惮的蔑视，还有东瀛岛国“人情世界”无处不在的诱惑，这些因素加起来，往往使中国学子失去定力，难以安心求学。在这样的状况下，一批志向远大、好学深思的人把眼光投向欧美，也是很自然的。话再说回来，中国人对日本这个西洋文明二道贩子本来就看不上，因为欧美路途太远费用太昂去不了，只好退而求其次到日本求速成，心中真正向往的，还是原汤原汁的西洋文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稚晖几封来自英国爱丁堡的信，在东京留学生中产生强烈共鸣。这位曾为抗议《留学生取缔规则》大闹清公使馆，被日本内务省以妨碍治安罪驱逐出境的留日前辈，如今现身说法，这样开导与丁文江的好朋友李祖鸿同住一处的庄文亚：“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菜，谈政治，而不读书。”又介绍在英国留学的好处，生活费用如何的便宜，一年只要五六百元就够敷衍。看了这封信，三位少年求知的激情被激发起来，当机立断，作出了重大的抉择。他们各自给家里写信请求援助，互通有无，勉强凑足了路费。经过几个月的英语补习，在经济实力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登上了赴伦敦的轮船。幸亏一路上有贵人相助，1904年5月19日晚上到达英国爱丁堡时，他们的旅费只剩五镑。如果中途没有康有为的帮助，他们真的到不了爱丁堡！吴稚晖好作夸张之语，且有超常的吃苦耐劳能力，那番关于英国留学生活水准的描述，其实并不客观。正如丁文江后来讲述的那样：“我是一九零四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一劝诱，也许就不会有丁文江的英国之行，当然不会有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创始人丁文江日后的诞生，就这一点而言，吴稚晖实在功不可没。
丁文江在英国一住七年，前两年是在英国东部司堡尔丁一个乡村小镇度过的。关于这段经历，丁文江二十多年之后故地重游，在一篇游记中有概括的叙述：
幸亏无意中遇见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Spalding）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程度很低。我一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地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上了剑桥大学。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
细读这段话，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应当看到，丁文江就读司堡尔丁乡镇中学时，年龄已经偏大，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上游学东瀛获得的知识，理解力肯定超过他的英国同学。然而，一年跳三级，两年考上英国名牌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个入学前没有多少英语基础，对西方文化并不了解的中国学生身上，依然像是天方夜谭，除了证明丁文江的天分和刻苦，还有学校的培养，环境的适宜。据李祖鸿回忆，丁文江的学习成绩优秀，颇受校长Tweed的青睐，虽然遽然间同时须学那么多门新功课，第一学期结束时都得了奖。教师Greewood对丁文江也格外器重，后来丁文江学业突飞猛进，与他的教导分不开。丁文江考了第一后，以前成绩最好的同学司金诺不服气，到教员桌上偷看丁文江的卷子，从此和丁文江特别地要好起来。这些叙述不由令人想起差不多同一时间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的鲁迅，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鲁迅学习成绩远不如丁文江出色，第一学年考试分数平均为六十五点五分，在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名第六十八，结果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疑心，以为藤野先生事先给他泄了考题，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是查他的课堂笔记，使鲁迅备受屈辱，以致日后发出这样感慨：“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到日本文化与英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刻差异，令人庆幸丁文江弃日就英的留学之路。读完丁文江的这篇游记，司堡尔丁小镇古朴的民风、淳厚的人性，历历在目，其中有一段描写，可以给人深刻的启示：
吃了午饭，他（法诺）同我去参观他的农具公司。各处打电话问我旧日女房东的踪迹，不得要领。他又逼着我写了许多明信片给旧日的校长和同学，然后同我到顾克家里去。顾克先生完全变了疯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要破产了！我受了儿子的累！”他的夫人也将近七十了。见着我完全不认得。我对她说道：“二十九年前我在这里读书。你待我极好，所以来谢谢你。”“啊！是真的吗？你不要谢谢我；我要谢谢你和上帝，给了我一个机会做点好事。”我们惘然地走了出来。到了门口，一个白头的老仆对我说道：“老太太不认得你了。我却没有忘记你。你记得我在这边草地上教过你骑马吗？”“怎么记不得！你故意地把马打了乱跑。几乎把我摔死！”“哈哈，他们那时候都说你如何聪明。想不到你骑马那样不中用！”
这段描写提示我们，司堡尔丁小镇的温馨与魅力，植根于悠久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对少年丁文江的精神世界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众所周知，丁文江是一位坚定的科学主义者，这种对科学的信仰中，却有深厚的宗教情怀，因为这个缘故，丁文江反对神学的基督教，对基督教所包含的宗教精神却不反感，甚至殊途同归。也因为这个缘故，丁文江才能够融入当地的生活，“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这里不妨再引李祖鸿的回忆作为补充：“我们在此地，中国人一个不见，终日所交际的都是诚意的村人，且司密士（斯密勒）的家庭亲友，经司密士介绍后，都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家庭琐碎决不对我们有所隐瞒。更兼格灵胡（Greewood）为尽其教育的责任，对所见所闻，处处对在君加以解释和指示，所以在君此后对英国人的心理和思想，用正当的眼光去观察，不至于误解他们了。”这无疑是丁文江留英生涯的一个重要收获。丁文江日后能够在处理中英国际纠纷时发挥关键性作用，力挽狂澜，化解危机，替中国争回利权，完全得力于对英国文化的正确的理解和得当的举措。
然而，真正对丁文江的精神结构、思维方式产生决定性影响，使他由一个传统中国士人蜕变为一个具有现代理性与科学思维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是1908年进入格拉斯格大学后的求学历程。在此之前，有一系列的插曲，也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