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从东洋到西洋
作者：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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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丁文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司堡尔丁小镇的中学，考入了多少人梦寐以求却因入学考试高难度而不得其入的英国名牌大学——剑桥大学，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据李祖鸿回忆：丁文江在剑桥大学读的是文科，授业于名师，英语写作水平突飞猛进，不时有文章在杂志上发表。这段生活令人想起丁文江的东瀛生涯，说明他天性秉有一种积极入世的人文情怀，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发作，假如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也许会成为林语堂这样的人物。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缴纳不起昂贵的学费，丁文江半年后不得不辍学。此时至再改进别的学校，有半年多时间，丁文江就利用这段时间到欧洲大陆游历，考察各国的政治，到过德国、法国、瑞典、瑞士等国，攀登过阿尔卑斯山。其中丁文江在瑞士洛桑住得最久，在这里学会了法语。
1907年夏天，丁文江来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先是在一所工科学院选修有关课程，预备报考伦敦大学医科。一年后，丁文江前往伦敦参加伦敦大学医科的考试，不料因一门功课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难度在英国是数得上的，并且有这样的规定：各门功课都必须及格，有一门不及格，其他成绩全部作废。这是丁文江求学生涯中唯一的一次走麦城。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丁文江这样的通才，是不会被一块石头绊倒的，以此为契机，丁文江放弃学医，转向地质。
1908年秋丁文江改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由动物学丁文江接触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培养了对古生物学及人类学的兴趣。不久他对地质学显示出更大的兴趣，1910年把地质学由副科改为正科，把地理学作为副科。英国本是地质学的发祥地，创建于1451年的格拉斯哥大学，更是英国地质学的重镇，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教授格里哥里，人品学问俱一流，是一名探险型地质学家，深得丁文江钦佩。当然，丁文江转向地质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地质学可以直接应用于中国的采矿业，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来说不可缺少，是实现“科学救国”理想的最佳途径。
格拉斯哥大学两年多的专业训练，使丁文江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人文理性经过西方现代科学的洗礼，带上严密的逻辑盔甲，铸就丁文江科学化的人格。与丁文江朝夕相处的李祖鸿目睹了这个过程，这样回忆：“我记得他有一次不知在哪一个实验室里工作觉得很难，颇感棘手，他归家对我一方面表示对他师长的佩服，一方面自励说：‘我必须养成这种好习惯，方始有真正求学和做事的才能。’在此期间，丁文江博览群书，遨游于现代科学知识的海洋，经济学方面酷爱凯恩斯的著作，几乎每本必读；科学方面，他对达尔文、赫胥黎、皮尔逊的理论最佩服，其他的如威尔逊、摩根、康克林、托姆森、爱因斯坦、索迪、詹姆斯、马赫、罗素、杜威等人的重要著作，他都认真研读过。1911年4月，丁文江带着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士学位，踏上归国之路。
七年留英生活对丁文江意味着什么？丁文江的知交、同样也是留英的知识精英傅斯年有一段恰当的总结：
在君留学英国，在欧战前若干年（一九一一以前）。那时候自由党已起来当政，早年的理论急进派（Philosophical Radical）若干主张，修改后依然为实际政治上争议之点。以在君的思力敏锐与多才，在这时候好看报，特别是《泰晤士报》，自然要受这个空气的影响。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经济学书的，我尤知道他关于J.M.Keynes的书每本必看，所以我敢说，他纵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这一派思想的影响者。聪明人嗅着空气便可得坚实的益处，原不待咬文嚼字如专家然。在君又是学科学的，他在英时的科学兴趣，由动物学到地质学，恰恰这一行的科学在英国有圣人达尔文，有护法赫胥黎，有游击名将葛尔登（Francis Galton），所以在君苦于研究这一行学问时越过实验室而寄兴趣于词辩，大有精神的安顿处，连宗教都有一个。在君必是一个深刻的受赫胥黎影响者（严复并不是），他也在中国以他的科学玄学战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对方太不行了）。在君所在的英国又是利用科学造成福利的最前进国，在若干意义上最近代化的地方。本来天才是生成的，在君思力敏而锐，在最短时间中能抓住一个最扼要点而略去其不重要点，自然不是英国人教会他的。但是他的天才所取用的资料，所表现的方式，所锻炼成的实体，却不能不说一部分由于英国的思想与环境。英国有很多极其可恶的思想，不过在君所受者却是最上层精粹。因为在君能读法德文书，走过大陆，他对于英国人之守旧，自大，摆架子，不自觉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绝看不起中国人学来一个牛津架子，或者他对于圜桥清谈，也不尽看重吧。
傅斯年进而将丁文江留英思想收获的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一、行为思想要全依理智，不可放纵感情压倒了理智；二、是是非非要全依经验，不容以幻想代替经验；三、流传的事物或理论，应批评之后接受，不容人云亦云；四、论事论人要权衡轻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五、一切事物的价值，全以它对社会福利和人类知识上的关系而定；六、社会是一个合作团，人人要在里边尽其所有之能力；七、社会之不公，不合理，及浪费之处必须改革的（虽然要用演进的方式），社会上没有古物保存之必要。
由此可见，丁文江留学英国的最大收获，莫过于文化人格的科学化、理性化，具体地说，就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性受到西方现代科学理性的整合，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救世情怀与“科学主义”的结合，结晶为“科学救国”的蓝图。丁文江回国后的一系列活动，如参与创办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北大地质系、中国地质学会等机构；组织并参与多次大规模的地质考察活动；1923年作为科学派的旗手挑起“科玄论战”；甚至包括他涉足政治，鼓吹“好政府主义”、倡导“少数人责任”；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御侮，提出“坚决抵抗”和“有条件妥协”为核心的“低调”抗日策略，都是按照“科学救国”的思路进行的。
丁文江是公认的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胡适这样回忆：“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外皮的水果，必须先在滚水里浸二十分钟。”这同样体现在丁文江对西医的信奉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茄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绝了。”而对于中医，则不屑一顾，夫人常年有病，胡适曾让丁文江带回几贴膏药，丁文江却不让她用。有一次老朋友陈伯庄故意同他抬杠：“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丁文江是煤气中毒后，被当地的庸医（当然是西医）误诊误治，受尽折磨致死的。
丁文江有一段话十分要紧：“科学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分析的。我们不单是要使宗教性发展，而且目的，是因为方法：回教徒同耶教徒都想进天堂，冲突起来，使世界变成地狱；新旧教都讲兼爱，都信耶稣，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把德国人杀去了四分之三。这种历史上的教训，举不胜举。要免除这种恶果，规律的神学，格言的修身，文字的教育，玄学的哲学，都曾经试过，都没有相当的成绩。唯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他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做人类宗教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这番话，将科学视作拯救人类的唯一的灵丹妙药，拔高到“宗教之宗教”的高度，具有统摄一切的万能之力，其理论根据在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伦理，即人类动物共有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通过先天的改良（优生）和后天的培养（教育）发扬光大，人类文明的危机由此可望得到根本的解决。
丁文江的“科学万能主义”，实际上是他的科学化文化人格的反映，本身已经带有某种非理性的成分，难怪看到张君劢的诋毁科学之论，按捺不住地予以抨击，挑起一场现代文化思想上著名的“科玄之争”。公平地看，张君劢的理论本身存在较大的偏颇，而最主要的是，在科学还很落后、国家还很贫弱、国民还很愚昧的当时的中国，贬低科学的价值，批判物质文明，鼓吹精神文明，确实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科学万能主义”绝对正确，甚至在“科玄之争”中全力支持丁文江的胡适，对他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信念也提出异议，认为它“只可以做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用来律己的信条，而不可以用作律人或治人的宗教”，因为它含有轻视个体、以众凌弱、为专制暴政提供借口的危险。
丁文江的科学化人格在英国养成，并非空穴来风，从那篇重游司堡尔丁小镇的随笔中，就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跟奈尔夫人的五姑娘学钢琴，两个星期就能弹《甜蜜的家》，后来五姑娘再弹这首曲子时，“我”却一点听不出来。这段文字被胡适引为同调，称“在君和我都没有音乐耳朵”。这个细节证明丁文江没有多少艺术细胞，艺术细胞缺乏，意味着理性逻辑胜于感性直觉，对于科学化人格的养成，当然是有好处的。如此看来，丁文江当年离开“人情”发达的日本，来到“绅士”风度著称的英国，有它内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