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病人韩爱姐
作者：石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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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韩爱姐我们不能希望过高，她就是极其普通的女孩，也对自己的未来有过希冀、梦想，至少她相信父母出自一种本能会保护她，痛惜她，为她的婚事作精心安排，因为这也就等于是她今后的全部生活。但是她的父母一心一意合作要把她的美好向往粉碎。却说韩爱姐被这样草草处置，又会如何反应？父母对她说这段婚事时她哭过吗？她反抗过吗？到了翟家后，面对那个比她父亲还老的丈夫，她快乐吗？何况嫁去不几年，翟府又因蔡京倒台而破落，她投奔父母却被父母逼了去接客，她甘心吗？她舒心吗？书里没有描述。但对爱姐来说，几年间一个又一个转折变化不曾消停，没有适当的情绪支持和较好的心理构建作背景，适应就绝非易事。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应激学说在医学界产生，后来被移植到心理学界。应激译自英文的stress，应激的最直接表现即精神紧张。任何躯体的或情绪的刺激（例如出血、缺氧、环境过冷或过热、疼痛、体力消耗、饥饿、疲劳、情绪紧张、忧虑、恐惧、盛怒、激动等等），只要达到一定的强度，都可以成为应激原（stressor）。如果个体不能适应这种刺激，就可能产生生理或心理异常，诱发疾病。相关研究也证明，在面临社会因素的应激源刺激时（如可以造成个人的生活风格和行为方式改变，并要求个体去适应或应对的社会生活情景和事件——空巢、升学、结婚退休、新婚、丧失亲人、离异、转学、升学、初为人父母和搬迁，等等），尽管其中不少还是当事人希望的事件，仍然会成为应激源。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则也有一个理论支持这一认识，那就是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理论。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 Oberg，1901-1973）1958年提出这个概念，并把这一概念界定为“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根据文化休克说，当个体身处全新的环境时，必然会感到心理不适应，有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应激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也不能避免。这是个体成长过程一种复杂的个人体验，一种成长之痛。任何一次重大的生活环境转换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压力与焦虑，这种压力与焦虑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适应性后果。但应激的出现和强度要有一定限度，不能超过人们心理、生理的承受程度。如果个体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就对身心有害。
早在应激学说产生之前，弗洛伊德就认为个体面临重大变化时，会引发心理失衡现象，这叫创伤状态，是因为人大脑的内部机制丧失了对事件不良后果的控制能力所致。埃里克森也认为个体的心理支柱是基于过去曾发生和认为目前应该发生的事件的安全感之上。当发生的事件超出了这种由既往经历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感的限度时，人的大脑就不能有效解答事件的起因，也无法预测事件的后果，这就产生了危机。事件驱使个体进入创伤状态，其时间持续的长短因个体重新认知、分类和理解创伤事件所需的时间而定。假如个体能够有效地将创伤在意识中进行整合、认知和组织，也就能使心态恢复正常，个体也会逐渐度过生活中的一段艰难路程。如果个体不能有效整合创伤事件，便会长期处于心理应激状态。长期处在应激状态下最常见的后果就是产生情绪障碍，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抑郁症。较为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应激性事件激活了应激激素，而后者对神经递质系统产生广泛的影响。长期的应激激素的激活可能开启某种基因，使得大脑产生长期的结构和化学的变化（如可能导致海马神经元的萎缩，而海马正是帮助调节情绪的重要部位）。另一较有影响的说法是当个体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多次失败后将停止这种尝试，并将这种控制缺失的知觉泛化到实际上能控制的情况下，这时就感到自己是一颗命运的棋子，只能任人摆布，无助而抑郁，也就是由习得性无助导致抑郁。行为学家一般都非常赞同后一理论，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对实验室动物和养老院中老人做的实验能证明这一理论。我们都会经历意外或变故（也就是应激），也会在当其时产生无助的想法；但多数人只是产生了焦虑情绪，而非患了抑郁症。两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有焦虑情绪的人感到无助却不会放弃努力，而抑郁症患者会有绝望的感觉，并彻底放弃重获控制力的努力。
决定个体能否顺利应对应激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个体本身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素质能否自觉进行整合、组织，另一个是个体过去的环境能否提供充足的安全感，这二者能决定个体在应激状态下自我意象建构和重塑个人文化需求的愿望和行动力强弱。每次想到韩爱姐，总想起另一个和她命运差不多的人儿，也是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就是《红楼梦》中“一番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的贾探春。但想必贾家姑娘后来的发展不会像韩爱姐那样，一来在她出嫁前其心理建构环境和软件已明显优于韩爱姐，二来她是主动提出顶包远嫁的，这也有利于她对新环境和新身份的适应和认同，三来以她的精明很知道自己的庶出地位到了远方不会再有多少人计较，所以还有点点期许。韩爱姐未嫁前的环境注定了她的认知，包括自我意象建构和个人文化需求愿望值和能力，还影响其对生活变化的态度和适应方式选择。她一定也有对父母的不满怨恨，但又无力反抗。到了翟府，她一定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惶惑，孤独，至少希望这个比他父亲年纪还大的人能把她当妻子疼爱，但她偏偏注定不过是这个男人的生养工具，任务指标是至少要生一个儿子。处于生存本能，她调适自己的小女儿心态和行为，迎合翟府大太太，找到保护伞。一个女孩子突然一下要独自面对一大家子的人际关系，承接答应，须臾不可大意，喜怒哀乐，时刻仔细小心，真是难为。就算翟谦真的爱她，她也未必有心思充分享受。及至二十出头，翟府没落，被父母逼到接客养家，理当引为至亲的人都没有给过她疼爱呵护，哪里能找到什么归宿感、安全感，只怕终日都在惶惶中，及至最后麻木、灰心。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又得不到疏导、宣泄和有效支持，她的心理当然会出现问题，从她后来的种种作为来看，也的确很符合抑郁症的症状——离开翟府后，她顺从父母亲去唱曲、接客，与其说是她温顺乖巧，不如说是长期处于应激状态而养成习得性无助，发展成抑郁症的表现。她彻底放弃了。
父母选择金钱权势而抛弃自尊亲情，韩爱姐不能不感到伤害。进翟府后，即令经良苦用心，忍着委屈，使尽解数，傍上翟家老夫人做大树，但大院内家庭政治中，倾轧排挤和大院外的一样丑恶凶险，甚至因其空间相对逼仄和人际关系相对紧密更显残酷，她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女人也不会感到轻松欣慰。一个接一个的命运转折引起的生活变化中，她都得不到良性的心理支持，也就谈不上自我意象建构和重塑个人文化需求的良好愿望实现，同时又不满意自己的每一次变化中转入的新环境，却又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上述那些危机暗暗积累在爱姐人生里，似乎波澜不惊，雁过无痕，但它们迟早要爆发。如果爱姐是才女，它们或许会被升华为绝妙好辞，留给后人几多不忍和绮想。如果爱姐有胆有勇，它们也可能会导演出另外一个版本的江湖孙二娘。但没等到她变成才女或者勇妇，她碰上了陈经济，这些危机就找到了出口。在此之前，爱姐有很多机会接触男子，偏偏爱上的却是陈经济？遇上陈经济后，她一下就爱得稀里糊涂，剪下青丝放入亲手绣的香囊赠情郎，还粉笺上填了词送去表明心迹。陈经济死后，韩爱姐为他哭昏，发誓守节不嫁人，最后干脆自己毁容出家（“割发毁目，出家为尼姑，后年至三十一岁，以疾而终。”见第一百回）。以致对女性似乎不待见的作者也叹息道：贞骨未归三尺土，冤魂先彻九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