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为民族唤魂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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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大国来说，软实力当然十分重要。但缺乏硬实力支撑的软实力，其实根本就不能说是实力，而是虚力，甚至根本就不是“力”。我们对自己“文革”时代的有关国际政治的喧嚣尚记忆犹新，“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自我鼓舞至今尚未使中国人走出糊涂评价国家实力的泥淖；而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不绝于耳的不惜与美国日本一战的战争叫嚣，也显现出中国人一直以为自己具有西方国家不具有的软实力而自壮声色。脱离硬实力，就是空谈软实力。今天我们中国人谈论软实力，首先必须清楚硬实力的决定性作用。但随着国家硬实力的增强，软实力的建构确实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大事。硬化国家软实力，是现代国家建构的要务。但软实力的增强，绝对不是来自于国家间的对抗，而来自于国家自身的价值建构；软实力的硬化，肯定不能植根于硬实力的软化，而必须软硬兼施。
特殊主义是行动指南，普世主义是价值导向
弱小国家之所以不足以跟强国对抗，就是因为在国家的硬软实力建设上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应取不取、应弃不弃。中南美洲一些国家的领袖学习我们“文革”的经验，一直与美国对着干，结果落得个国家经济衰败、民不聊生、政权空心化的可怕结果。我们绝对不能重蹈国家领袖呼喊向全世界宣战、民众误以为弱小国家为强大国家的覆辙。同样，我们也不能继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价值对峙错误。
复杂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提示每一个试图从弱到强崛起的落后国家：国家硬软实力的强化首先不是一个外部竞争的问题，而是一个内部理顺的问题。只要一个国家内部问题重重，既无视经济上基本机制的建构，又忽视政治上政体的严肃选择，更抹杀社会文化的价值认同，那这样的国家就会始终处于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弱势位置，即使它偶尔获得机遇成为一时大国甚至强国，它的长期维持能力也严重不足。
苏联的教训应当被我们记取。苏联的崩溃不应当被解读为软实力的软弱无力。现代国家硬实力的建构是一个相当精巧复杂的国家治理事务。苏联粗放的计划经济，加上斯大林粗暴的政治镇压、文化上狂放的政治主宰，以及对国内民族－种族关系的掉以轻心、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孤芳自赏而对社会主义穷兄弟的霸权摆谱，都是后来苏联崩溃的原因。苏联硬实力的建设缺乏精细安排不说，软实力的建设也相应缺乏耐心细致。国家粗暴地维持其真理化身的教条主义权威，凡是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均以国家暴力对付。国家在软实力上缺乏宽容氛围、没有公民自由判断、丧失宪政制度的支持、不能与时俱进，都决定了苏联崩溃的命运——至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将苏联的内在危机提前暴露出来而已。将苏联的崩溃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归结于苏联人被自由民主宗教般的俘获，实在是舍本逐末之论。
苏联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将民族独特性看得太重。一个兴起于小小的莫斯科公国的俄罗斯帝国，历来以称霸世界为国家使命。长期以来，不论是1917年前的俄罗斯时代，还是其后的苏联帝国时代，都未能将国家建构的问题精细化，国家立于一个独霸世界的流沙之上。尽管它成为垒沙大国，但终究好景不长。从俄国到苏联，一直拒绝现代经验为自己开创人类生活崭新道路的精神力量。但历史终究证明，特殊主义的国家建构不是长治久安之道。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特殊主义只能作为具体政策选择之道。任何具体政策的制定落实，都是建立在具体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甚至乡情的基础上的。政策层面的问题绝对不容许忽视具体条件的限制。中国特色也好、俄国特色也好，在这里就永远是正确的。但就是我们想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政策这样一个主观愿望，也不是想要就有的状况。必须在现代普世价值，诸如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现代全球政治史随时提醒人们，只有那些国家权力受到有效限制的政府，它才可能在尊重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制定最有利于国家长期、协调和稳定发展的战略与策略；凡是那些权力不受制约的国家，必然是权钱勾结、滥伤无辜、腐败丛生、民不聊生，形成最终吞噬国家的权贵集团。国家的命运，被是不是接受“普世价值”所决定。接受“普世”价值，不是因为强国的强加，而是因为弱国的决断；不是因为大国的盛气凌人，而是因为弱国的自主判断；不是因为霸权的诱惑，而是因为弱国对国家崛起之道的深刻领悟；不是因为自由民主具有宗教般的俘获力，而是因为自由民主具有内在的认同感。“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为“普世”价值，不是概念游戏的迷惑结果，而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对自身整体利益反思的理性共识。
认同普世价值，是不是就无可逃避地成为“西方”的奴仆？致力宪政制度，是不是就绝对导致国家从世界中心被边缘化？从现代世界历史来看，这样的提问方式就是对历史的随意乔装打扮。苏联东欧的崩溃，不是自由民主认同的结果，而是国家的自我崩溃。一个国家以“他杀”来解释国家的覆亡，本身就显示出这样的国家治国的无能，只有那些“癞子没有擦痒处”、“只怪别人不怪自己”的诿过者才会下出这样的判断。
一个国家的兴旺，绝对是这个国家自主自决的事务。尤其是对全球化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大型国家来说，如果国家没有安魂能力、缺乏国家价值认同、丧失经济社会整合能力，就是整个国家再怎么想强大，那也很难如愿。全世界强大国家的国家建设经验表明，普世价值之所以是普世价值，是每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都是因为基于这种价值体系建立起来的制度而强大的。“普世”仅仅是强国对弱国的强加，那绝对是难以长久之事，尤其是在“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二十世纪。因此，国家领袖、思想精英没有权力为了满足自己的价值创新偏好，置国家和民众利益于不顾，豪迈而孤芳自赏地进行所谓普世价值之外的价值创造。这样的人始终会被国家、人民以及历史所唾弃。苏联崩溃正是远离普世价值太久，丧失了国家发展方向。中国的三十年进步，正是及时回归普世价值的结果。去年的国家核心价值讨论热潮，正是对中国回归普世价值的理性表达。
安魂曲：从敌友思维到国家利益抉择
认同普世价值不等于拒绝与西方国家竞争；敢于与西方国家竞争也不等于自我幽闭。建立在理想主义基础上的革命社会，要试图走向归根于现实主义的现代社会，必须正视躁动的革命时代带给人们的心灵冲击。如果革命没有转化为建设，革命者期望彻底改变落后挨打命运的动机就会落空；如果革命未能转变为百年不变的稳定状态，究竟革谁的命就会日渐不明——“革革过命的命”这样的流行口号，就预示了一个精神的迷惘状态；如果革命之后还只能在革命语境中不能自拔，不能知晓“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的常识，那么革命就只能在不断的制造敌人的恐怖氛围中惯性延伸。
必须及时给中国人送上一首安魂曲。
这就要求我们中国人必须走出近代以来的革命崇拜。革命社会总是在对着干的精神氛围中迷惘地找寻自己的出路。现代世界史表明，任何革命社会其实都无法奠立后革命发展的基础。法国伟大的社会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革命不能解决革命许诺根治的各种严重社会问题。这是因为革命的思维方式在根底上出了问题：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心中总是被对峙性的思维所支配，无法平静而理性地思考解决革命意欲解决的问题。这种对峙，既体现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峙性理解，当然也体现为东方与西方的对峙性定位，更体现为不断制造敌人来刻画自己形象的思维定势。这是民族灵魂骚动而没有能够安魂的表现。人们长期以来总是在跳不出的循环性对峙思维的相互替代中自我欣赏，缺乏现代效用的利益观念和价值理念，因此也就缺乏在各种有利的价值观念与具体做法中平衡和综合的能力。革命社会的敌友思维对中国人的负面影响实在是到了必须清除的地步，否则灵魂的躁动问题始终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