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迷失在主义的丛林中
作者：郭宇宽
字体： 【大 中 小】
再一个差异，我尚不能完全肯定，只是我一个比较朦胧的推测，需要更细致地研究，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提到“开放”，中国人就会想到大汉、盛唐，那时候的中国大概跟今天的美国国际地位差不多，哪怕中国普通老百姓提到历史上的开放，也会想起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然后是四夷宾服、番邦来朝。不管其间因果关系是什么，中国人国家强盛的记忆大多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印度就不一样了，印度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建立大一统帝国的经历，即使阿育王时代，也远远不能跟中国的汉唐相比，印度人一提到开放就会想到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从手摇纺车、抵制国际贸易开始的。
这种认知背景的差异，使得除了“中国新左派”，通常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印度知识分子坐到一起，只要上升到全球化这种宏大命题就很难找到共同语言。甚至以为观念相同的人，其实说的也压根儿不是一个东西。最给我带来思想冲击的经历，就是在印度和学者们讨论“文化大革命”，每次一提到这个话题，必然发展为我和一群印度教授们的交锋。在他们眼里，“文化”还“大革命”，这是多么美好的词语啊，如果你表现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点点不敬，他们会客气地问“你哪一年生的？”“77年。”“噢，你一定是太年轻了，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不过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知识毕竟要比他们得到的要全面。一般讨论到具体问题，几个回合他们就招架不住了。我见过几个印度教授在我批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时，黑脸膛都涨得通红，甚至愤而离席。而我最尴尬的经历是，有一次一番唇战群儒之后，一个一直没有发言的教授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太理想化，‘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很多非常严重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我当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以为终于找到了知音，他接下来往下说我就傻眼了：“你知道‘文化大革命’虽然轰轰烈烈，但毛主席还是没有掌握百分之百的控制权，一些修正主义分子一直蠢蠢欲动，在毛主席背后捣乱，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最后‘文化大革命’没有坚持到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没有展现出来就被走资派颠覆了。”简直是让人崩溃。
对他们来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简约化为一种理想，一幅蓝图，一个乌托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是每一个家庭不堪回首的经历。
原因之二，翻译的困境和语言的贫乏——中国人能区分两种“新自由主义”么？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很不好理解为什么那些西方“左派”明明享受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福祉，却整天批评自由主义。我尤其感到困惑的是，在和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开会的时候，经常一说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些人立马同仇敌忾。我原来很纳闷，至于么？新自由主义再怎么样，也比专制要强吧，俄罗斯私有化产生的新权贵，有的当年就是书记，这些大尾巴狼摇身一变就成资本家，要说不公平也是专制年代造下的孽，怪得着新自由主义什么事啊？后来听到“新自由主义”一词太多了，才渐渐开始产生个念头，要搞清楚“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什么关系，而进一步研读文本，发现我们平时混杂在一起说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有两个概念在汉语里没法儿区别，在汉语里都被翻译成“新自由主义”，但一个是New Liberalism，一个是Neo-Liberalism。
我并不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李小科先生的论文《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兼谈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翻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期）讲得很透彻，New Liberalism的代表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讲的“四大自由”，准确的意思是“四大免于”，免于恐惧、匮乏等其实是强调在区别于斯大林体制的同时，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保障。而Neo-Liberalism则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主张的，他们指出过多的福利伴随着强势政府和更多管制，进而铺就“通向奴役之路”。在它们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下两种新自由主义都没有错，他们有共同的底线，假如面对斯大林体制，无论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都会反对,但在今天的欧美和印度,却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它们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把任何一种推向极端都有失片面，所以有人预言小布什政府把Neo-Liberalism推过头了，未来民主党可能上台，New Liberalism会复归，凯恩斯主义也可能重返舞台。
我越来越觉得，在那些公民社会尚不成熟、法制也不健全、老百姓更享受不到什么福利的社会，强调放任（laissez faire），片面提倡后一种自由主义，的确是有害的。“neo-liberalism”很容易和权力联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美和东欧，neo-liberalism变得声名狼藉的原因，可以说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而遗憾的是，我发现中国国内大多数所谓自由主义者都很难分清两种自由主义的区别，我曾劝一些朋友，在中国提一些neo-liberalism的口号要慎重，用一句被用滥了的话说“不符合中国国情”。同样都反对管制，但放开农民的经营，像包产到户那样解开农民的束缚，还是放纵凭权力征地的势力，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
我们应该意识到，假使没有共同的经验基础，即使都在说英文，也不是在用同样的方法使用英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或印度人，在使用“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全球化”这些词语时他们所指的含义都是不一样的，甚至这种差异就像葡萄酒的差异一样，除了亲身体验，无法用语言来真正准确地表达。
原因之三，实用主义的思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说到这里，问题渐趋清晰了，即为什么都打着“左”的旗号的人，所理解的问题和所持的信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还是会有西方“左派”和“中国新左派”互认同道。
人和人的团结常常不是因为共同的愿景而是因为共同的敌人。西方“左派”并非和“中国新左派”完全没有共同之处，在我看来，他们的共同之处并不在于共同的社会理想，而是共同的敌人或者说假想敌。西方“左派”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法兰克福学派，都有反体制的传统，他们在西方世界批评西方体制的缺陷，而“中国新左派”则也大义凛然在中国批评西方体制的缺陷。就像那个笑话，一个美国人说，在美国我们可以骂美国总统，一个苏联人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在苏联我也可以骂美国总统。在我看来这个笑话还不够可笑，这个笑话如果发展下去，那个美国人和苏联人双手紧握在一起，哎哟妈呀，终于找到国际战友了，那就是一个更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了。而今天一些西方“左派”和“中国新左派”就真的这样互认战友。我发现，在美国和印度，秦晖、吴敬琏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般没人听说过，但汪晖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西方“左派”们会觉得汪晖是中国左翼思想的代表人物，很多人向我打听他，这主要是因为潘卡奇·米西拉在《纽约时报》上对他的大力推荐，他们大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篇文章而对汪晖产生他乡知己的感觉，而这位潘卡奇·米西拉在美国反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汪晖在中国反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就这样两人惺惺相惜。
难道这些知识分子脑子糊涂到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么，并不是那么简单，我联想到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划分战线的问题，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该团结谁，该打击谁，这是毛泽东哲学中最核心的一部分，这种思维方式的发展就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当然也就顺理成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毛泽东要打倒的敌人一直在变，自然他的逻辑也可以一直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