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迷失在主义的丛林中
作者：郭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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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非常有效和实用的，但如果知识分子都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则令人悲哀和忧虑，而我感受到并非只有“中国新左派”身上形成了这种习惯，尽管在他们身上这种习惯表现得最为浓烈，在一些自由主义者身上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如果还有存在的价值，就应该运用求真的“是非思维”，而不是求权的“敌我思维”，拿出洞察力来面对人类更本质的困境，而不该明明不是一路货色，却因为“反美”、“反全球化”这些过于空泛、多义，而在学术上可以视为伪命题的政治靶子而拉大旗，树山头。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变得这样，人类的精神世界是多么乏味啊。
（三）
我曾经从早到晚泡在香港大学图书馆里，试图梳理出一条清晰简单的脉络来归纳这些打着各色旗帜的“主义”们，后来发现这是缘木求鱼，这些主义的纠缠和混杂就像一团乱麻，我把这称作“主义的丛林”，这让我反省一种认识方法的局限。最完整地阐释这一问题的便是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哲学领域的开创性成就——“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的概念。在《哲学研究》中，他解释人们之所以被一个个概念的本质矛盾困惑，是因为当我们用一个词语指代一个实体时，这个词语本身的本质就是模糊的：“想一想工具箱里的工具，那里有锤子、钳子、螺丝刀、尺子、胶锅、钉子和螺丝钉。正如这些工具的功能各不相同一样，词的功能也是各不相同的。当然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当我们谈话中听到这些词语或者在书写稿和印刷品中看到这些词语时，他们有着千篇一律的外貌。因为他们的用法没有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当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他强调：“我们会看到一个有重叠交叉的相似点组成的复杂网络；有时是在总体上相似，有时是在细节上相似。”“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词来表达这些相似之处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性情，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
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知识分子不用为自己既不能在左的阵营呼风唤雨，也不能在右的阵营处处逢源而感到尴尬，每一个为真问题而焦虑的头脑，都可能有某一部分属于我们的“家族”。如果说警惕工业化、资本和竞争对人的异化，我可以被算作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加上个前缀——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说对于暴力和强权的反感，我又倾向于甘地的哲学。谈到对极权专制体制的痛恨，我则欣赏古典自由主义的言说；如果说在目前的中国需要更多公共福利和基本保障，我认同New Liberalism；那么有一天中国提供的公共福利像北欧国家那样充分了，没准儿我又会倾向Neo-Liberalism。这段思考的经历，又让我更加反感那些极端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管来自哪一方，在这点上我大概可以被算作“修正主义分子”，或者“相对主义者”。管它呢，但至少我知道我不会是任何“主义”的狂热者，我内心随时都会感受到某种高贵和神圣的存在，甚至值得为之作出牺牲去实践，但它一定无法被任何一种主义来概括其内涵。
我想起我那位可爱的印度朋友，他虔诚地相信，给中国农民带来苦难的一定也是全球化和开放政策，如此坚信一个简单道理的人是幸福的，那样单纯的信念会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不会像我这样时常为自己的念头折磨得头痛。
但我庆幸自己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曾有几个时期流露出那样的倾向时，便被自省所抑制住了。因为我有一种恐惧，害怕这种窄视的单纯会阻碍我去感知和认识一个更加广阔丰富的世界，会剥夺我全面的敏感，让我向偶像和主义的大纛下跪，却忽略了那些该人类真正去敬畏、追求的东西。
浸会大学博士候选人李铁来信，其中一段可以算是对此文的注脚：以一种具体分析的方式去看待每一个复杂的思潮。分析的方式，是中国这样的传统小农社会所孕育出来的精神所缺乏的。小农文明缺乏天人相分的超越的认知方式，认识问题自然是肤浅和简单的。就像小孩子看电影一样，最喜欢好人坏人分明的简单动画片。而一个成年人则更能理解事物的复杂性，谨慎地使用一些全称判断，更多地用分析的方式看问题。这其实是一个精神高低的问题。韦伯不是说文明的发展是不断祛魅的过程吗，中国人总喜欢使用简单的“主义头衔”，其实这就是一种“巫魅”，“巫魅”就是重头衔与象征的。而不断祛魅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走向“理性计算”的过程。也就是越来越走向分析要素与计算其权重，这是一个更复杂的理解方式，是精神发展到更高级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