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自由派的门槛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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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堪重负的“鲁宾逊岛悖论”
所谓第三层次的自由主义者，秦晖先生将其概括为“利他的自由主义者”。为了从“逻辑上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假借一个“鲁滨逊岛悖论”开始破题，以便把焦点虚拟性地集中在“鲁滨逊岛上的第三个人”身上。
在笛福的故事中，众所周知，鲁滨逊岛上有两个人，鲁滨逊和星期五。秦晖设想了若干可能性，笔锋一转，切入与正题攸关的假设，即当“岛上来了第三个人”之后，“假如这第三者看到的是‘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了星期五’，他会如何反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秦晖接着假设道：“如果他当鲁滨逊的帮凶，或者与星期五为伍，他当然就不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他满足于‘相互冷淡’的‘消极自由’，既不像鲁滨逊那样强制别人也不像星期五那样受人强制，但同时又对他人之间的强制行为视若无睹，不想‘使人自由’，那么他能算自由主义者吗？”
假设至此，秦晖郑重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问题不在于“使人自由”有多么高尚，而在于这样的视若无睹等于默认奴役制度。而今天你默认了“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明天或许他就会手持利剑来奴役你了。因此，捍卫星期五的权利，就是捍卫你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不努力“使人自由”的人，哪怕他自己保有着“消极自由”，也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者。换言之，自由主义者必须反对“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即便鲁滨逊并没有奴役自己。
我们发现，这个推论中省略的部分，仍然来自德国新教神父那段格言的言外之旨，它被秦晖视为不证自明的第一推动力了，一把用来衡量他物而自身却免于衡量的尺子。
依我小见，所谓“鲁滨逊岛悖论”只是一种聊供沙盘演习的虚拟袖珍模型，迷恋这个小岛模型，化繁为简，抽绎出几条小道理，不失为一条便捷方式，而欲直面现实生活中“实践的自由主义者”，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将使得这座小岛丧失立论的起码价值。通过这个小岛，我们失去的东西远远大于得到的。根据秦晖给出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认为：世界上将不再有自由主义者可言。
秦晖的条件是：“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我们发现，秦晖没有圈定范围，他没有说：所谓存在奴役，仅指自己所在民族、所处地区。我们通常认为，一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具有宽广而非狭隘的胸怀，他对“存在奴役”的认识，将不会局限于本民族、本地区，而必然扩展到全人类。那么，结论就讽刺了：在我们这座星球上，截至目前，“存在奴役”的地区始终不曾消失过。如果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胸怀足够宽广，那么，假设他是英国人，在英国之外的任何地区只要存在奴役，他的身心感受将不会因为他是英国人而有所不同。我们还知道，真正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大多不会热衷于做一名“爱国主义者”，他们更愿意像马克思那样以“世界公民”自命。如此看来，那些没有为存在奴役状态的地区鼓与呼的欧美自由主义者，与生活在“奴役区”但还徘徊于“第二”层次的消极自由主义者，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别：他们同样没有达到秦晖高悬的“第三层次”目标。秦晖没有理由把他们单独论列，除非他想把人家假设成具有民族主义特征的狭隘自由主义者。
所以，秦晖若坚持把“存在奴役制的条件”限定为本民族、本地区（实际上他避而不谈），欧美世界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恐怕不会认同，因为这标准不仅不高，还过于“自扫门前雪”了。难道，让被迫处于奴役状态的人重获自由，不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理念吗？你不是强调“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吗？你不是认为“自由主义者自己必须做圣徒，必须有殉道精神”吗？那么，请不要剥夺欧美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主义”和“殉道”精神，把通向伟大道路的机会单独留给（比方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一把丧失精度的尺子，既不足以衡物，也无以论人。
四、反对，是个变量
在秦晖的自由主义实践者“第三层次”里，他只是强调了“存在奴役状态”具有不可或缺性，却没有对该状态的范围进行界定。同样，他将是否“反对奴役”视为判断的唯一标准，却不愿意费点力气说明：什么才是反对。谈论自由主义实践者是不能依赖实验室数据的——“鲁滨逊岛”不过是个真空态的实验室而已——而必须在现实中接受考量，忽略“反对”的种种复杂性，同时再三重申“反对”之必不可少，并不足法。以之振奋一点士气或许可行，启迪智慧就谈不上了。
谈论“反对”，必须先行面对一个概念，即，反对是个变量，不是常数。
很简单，考察一种行为是否算得上“反对”，不能单纯看该行为的造型价值，而务必结合它所面临的条件。一个人在弹簧垫上玩蹦极，与在沙坑里摸高，姿态的华丽性一定不可同日而语，但因此判定弹簧垫上的人获胜是不公平的。伟大的甘地在英属殖民地里以绝食相抗争，固然是一种非凡勇气，但以之来嘲笑那些连“绝食”的权利都不存在的古拉格囚犯缺少勇气（详《古拉格群岛》第十二章“监禁”），只能让人苦笑了。
在所谓封建专制时代，不食周粟或归隐田园，都不失为一种“反对”，倘能秀一把“挂冠而去”的动作，吟几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就更让人赞叹不已了。我们看过去那些烈士就义的场景，不乏让人心潮激荡的例子。小学课本里有篇关于吉鸿昌就义的文章，临刑前还能潇洒地勒令刽子手拿把椅子过来，而刽子手竟然亦步亦趋，小心侍候着。没有大清监斩官的宽容，金圣叹如此优雅的临终遗言，我们也是无缘听到的，更别提嵇康“广陵散从兹绝矣”的酷毙造型了。京剧《杜鹃山》里的柯湘，临刑前刽子手们竟然允许她高唱一曲，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过去有部朝鲜电影，其中一位英雄在冰天雪地里迈着昂然的步伐前进，气概之非凡与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唱“狱警传，似狼嗥，我迈步出监”时的出场动作有一比。但是且慢，知道斯大林会让那些试图英雄一把的人怎么走路吗？索尔仁尼琴告诉我们，是这样：“‘抓住脚后跟！’意思是，凡是空着手的人，都要用两只手抓住自己的脚踝骨附近的地方。现在——‘齐步走！’。”在《古拉格群岛》“第二章”作者还告诉我们，有个造纸厂厂长被人抓走，只是因为在一次疯狂的、近乎变态的长时间群众鼓掌中，他第一个停止了鼓掌，尽管他已经鼓掌了十一分钟。
这就是一般封建专制、殖民统治与现代极权专政的区别。当然，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但谁说程度之别不是性质之别？我们早年耳熟能详的哲学教导里，不还有一句“由量变到质变”的话吗？
当一个人甚至可以因为名额的缘故而被打成右派，当仅仅没有被动揭发别人就可能被关进牛棚乃至发配到夹边沟，那个拒绝揭发的人是否已足够勇敢？当仅仅没有经常性地向领袖效忠、或虽然效忠但姿态尚不够诚恳，或自以为诚恳却未蒙红卫兵小将的认可，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那个拒绝表态并在著述里自始至终对领袖教导置若罔闻的人，是否已堪为非凡？他实际上所能起到的表率作用，是否已略近于甘地的当众绝食？
要求秦晖先生在申说反对之必要时，酌情考虑“反对”的变量特征，以便把“知世”纳入“论人”的条件中，不算苛求吧？
正义是一门学问，高贵不会是一种姿态。如果树立一个高标准，最终只是封杀了民众见贤思齐之心，并导致符合这类标准的人难以存在，该标准就只堪用来仰望，而无法指导我们的现实人生了。据说，犹太教的拉比们反对禁欲主义的理由是，当“一种教诲为绝大多数人设置了不可企及的标准，那么，这种教诲只能降低其本身的价值或者迫使人们侵越其法律戒律”。参照秦晖的标准，我沮丧地发现，胡适，这位被赞誉为东方“民主男神”的自由主义实践者，竟然仍然不配得到秦晖的认同。这不该是胡适的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