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自由派的门槛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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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性的抛锚地
关于自由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我倾向于少设栅栏，别把它弄得像个精英俱乐部，非得怀揣一张VIP卡方能进入。自由主义者可以有很多，有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也有平凡的自由主义者（大量西方人，都不失为平凡的自由主义者），而在伟大的自由主义者里，至少还能分出两类，一类是堪为典范、值得以师礼相敬的，另一类是虽然伟大但不必对他景行景止的，前者如胡适，后者如艺术家高更。高更厌倦了西方社会，宁愿退守到偏远小岛上去追寻心中的艺术理想，整天与一群一丝不挂的土著男女生活在一起。他认同自由主义理念吗？未必，但他身上散发出的自由气息，足以让任何一位自由主义者动容。
在下意识里，我们会把自由主义者视为一种至高荣誉，所以，是否有资格成为自由主义者，我们很可能是拿一些堪为典范的人物作为衡量标准，秦晖就是这样。实际上这毫无必要，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类人，我们只能承认其最高级代表，而对未臻极致的人一概排斥。好比，如果我们把作家的标准定到莎士比亚的高度，世上就没有几个作家了。其实，莎士比亚只是一名伟大作家，世上还有大量谈不上伟大但仍不失为作家的文人。让莎士比亚独享“作家”这一称谓，既无必要，亦乏智慧。对自由主义实践者，亦是如此。为了向秦晖心目中的典范顾准、李慎之先生致敬，我们犯不着非要把陈寅恪、钱钟书先生排除在外。自由主义者不应该体现为一座先贤祠；如果只有在先贤祠里接受配享者才可以被册封为自由主义者，我们也就冰冻了自由主义者的存在土壤。
秦晖的标准，先不说正确与否，至少占据了一个精神高地，他哪怕错了，也不妨理直气壮，因为有一个道德后院为他留着呢，他大可表示自己只是在“高标准、严要求”。反过来，正因为他无意中占据了这块精神高地，遂对批评者构成一种先在的威慑力，似乎谁质疑了他的逻辑，就得付出人格低劣的代价。
麻烦正在这里，在理应捍卫理性的地方，让义愤为之先导，让道德为之前驱，就会给理性带来额外的障碍。如何平衡道德与理性的关系，总是令一颗中国式心智特别无能为力，堪称我们思维的百慕大。理性最大的敌人未必来自迷狂，而更可能来自一种未加检验的正义之声，在我看来，这也是最容易诱惑理性抛锚的地带。我没有读过康德，但我猜，当康德将知识分子界定为“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时，他已经预感到了道德、正义对理性的负面干扰，所以才会将“运用理性”视为一种“勇气”。就是说，这是个你一不留神就会勇气不足的所在；同时他表明，不管你的理由何等值得敬佩，一旦在理性层面失败了，你的道德光辉业已不复存在，它只是以视觉残留的方式驻存在人类判断力的余光里罢了。
稍微深知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之所以迭遭灾难，并非缺乏摩西式的自由主义者，而是盛产犬儒。而欧美世界的人文昌盛，虽与他们的大哲巨子有关，但更与他们的公民普遍具有一般自由主义者素质有关，在他们那里，成为一个公民与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差不多是一个意思，而现代文明的基石由此奠定。以此观之，如果我们不把成为自由主义者的空间弄得这般狭窄，而是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态度供人随意实践，一旦中国人都能自如地走在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上，我们也就不可能重蹈前车之鉴了。这远比呼唤摩西型自由主义者来得低调，来得现实。我想，当王小波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做起”时，他并没有抱定某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殉道者”意志，而毋宁只是表达一个朴素的追求。对照秦晖的标准，这个朴素的追求，似有遭到讥讽之嫌。
结语：一种异质基因
秦晖先生强调的第三层次主张，其依据除了得自新教神父，还与国人前现代文明时期形成的观念“见义勇为”有关。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把“见义勇为”视为不证自明的人间大义的，一百个中国人里，都不易找到一位质疑其合理性的人。
秦晖就在这大多数人里，而朱学勤先生曾经也在这个大多数人里，但现实中一件比“鲁滨逊岛悖论”更神奇的事教育了他（把它作为讨论的模型，将使鲁滨逊岛模型就地失去意义），使他从此明白：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见义慎为是一件比见义勇为可贵得多的行为。在题为《城市文化与公民素质》的讲座里，朱学勤向座下的听众如此剖白：
有关此次事件（按指“9.11”），我们的耳膜里充满了各种政要的声明和发言，我们听得够多了。而真正震动我的则是一个小人物的一句话。两天前我从中央电视台听到播音员口播一条消息：“9.11”袭击中还有第四架飞机，那架飞机上曾经有一个男人用手机与他地面上的妻子打过一个电话，那个男人的最后一句话是：“男乘客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飞机后来在匹茨堡附近坠落，歹徒与乘客同归于尽。
我在课堂上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向我的学生坦白承认：你们的老师做不到这一点。在飞机被劫持乘客生命面临危险的关头，你们的老师可能选择不搏斗，因为这是文明社会的惯例，我如此选择，不会因此而遭谴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只可能提气一呼，喊一声：“怕死的，往后退；不怕死的，跟我上！”我这样喊，不会想到自己正在侵害别人的权利，因为这是我从小所受教育使然。我最不可能作的选择，就是那个男乘客所做的那种选择：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投票决定与歹徒搏斗。你们打死我，我也想不到要投票决定，因为这一习惯远在我的“文化”积淀之外。
我相信，如果阐述自由主义学理，那位乘客多半不会是我们杰出的学者秦晖、朱学勤先生的对手，他只有在座下耐心听讲的资格，而一旦面对现实，他随意踩出的步点，却足以让秦、朱二位望尘莫及。这就是骨血里具有民主观念的自由主义者的特征，他们只需提醒自己一件事：甭管什么借口，永远不要试图冒犯别人的消极自由；而骨血里缺乏民主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则正好相反，他们似乎整天忙着寻找突破“消极自由”的机会，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喊一声“怕死的，往后退；不怕死的，跟我上”。这一点微妙差异，或许构成了中西自由派的文化分水岭。一方“你们打死我，我也想不到”的事，却是另一方的本能选择。
支撑秦晖先生反复强调“第三层次”的内在理由，恐怕正是这一声“怕死的，往后退；不怕死的，跟我上”。对这份英雄气的痴迷，只会距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渐行渐远。
我曾把胡适的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极为罕见的个人天赋，意思是，欲想成为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先行具备一份自然的自由主义性情。这类性情基因在西方世界比比皆是，而在中国却无比稀罕。秦晖教授的学术天赋固然卓越，与胡适相比，他缺少的可能就是一份自然的自由主义性情。这份性情上的亏欠，目前看来限制了他思维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