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来自欧洲的马克思
作者：朱尚同 陈学源 李楚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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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作者指出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与之相适应的阶级斗争是必定存在的，只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应随时代不同，随同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具有新的视角。而且应当承认，在西方，“革命”在许多情况下已让位于“改良”了。
（四）“以人为本”虽然古已有之，但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无论与马克思学说还是与现代化都扯不上关系。对“以人为本”最准确的诠释来自马克思学说。书作者强调：“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人是现实的、实践的人”，“革命事业不是为了物，为了物也是为了人”。他认为马克思学说可以最终归结为人的自由和解放，体现为人的尊严。这与王若水以为马克思学说的精华可以理解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不谋而合。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精义所在。许多研究者也都早已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而为了创造这种人，就必须先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自我，为社会作出贡献。异化克服了，人将成为自然的朋友，成为社会和自己的主人。为了做到这一点，这里的关键词是——必须先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条件。
背离这些宗旨的任何做法，如书作者指出的俄国当年的“大清洗乃至屠杀以及树立对个人的崇拜……都扭曲了人的本质，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人类的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因为这样的社会条件促使了人性的异化。并指出“古希腊城邦政治是一种‘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政体……公民，即自由人，他们都有资格参加定期的‘公民大会’，讨论城邦一切重大事务，公民大会并握有最高的监督权，其首脑人物包括将军都是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这种古老的、使人们具有一定自由度的直接民主，虽只适合小的城邦，但实现了“权为自由人所授”，是现代民主宪政政治制度的原始雏形。
本文作者认为，马、恩当时虽还未为他们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指出如何才能实现的具体条件和途径，人们仿佛“隔着纱窗看晓雾”（瞿秋白语），但大多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只是隐约觉得，这不是靠几代人就能实现的。
虽然路还远着，但又觉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第一步，一切革命者应从创造新的社会条件入手，一步一步有序地扩大人的自由度，以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加快对自己所认定的未来理想社会条件的建设，促其实现。可是事与愿违，如顾准所言，许多革命领袖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却为了达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决不可能实现的激进的、空想的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柬埔寨为了搞“超级社会主义”甚而不惜搞种族灭绝，波尔布特还自认为：“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
在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人们在交往中自由度大大增加了，与改革前已有天壤之别。但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的现状仍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的早春天气。人们期待将党的十七大的要求付诸切实的行动，期待着在这方面有更快的进步。
可以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果没有当时决策者相对的宽松政策，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必将遇到无法逾越的阻力。这倒真是一旦加大人的自由度，必将促进物质进步的实例。以反面的例子来说，如早给了情为民所系的两位医生（高耀洁、蒋彦永）以稍大的自由度，《人民日报》早点见报，新华社早发消息，艾滋病或不致流行到今天这种程度，非典可以更早防治，损失可以减少；还有以谎言对待松花江污染等等事例，无不说明某些官员所理解的自由度，也常被自己私利所异化了。因而一遇事件，第一本能的反应就是以“政治影响”为名加以隐瞒。这次由中央领导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抗震救灾工作，即以其迥异于往常的透明度，取得了迥异于往常的速度和力度。
二、理想主义、经验主义及其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看欧洲和东方，从十九世纪中叶始，社会上有影响的思潮有两种，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界限分明，社会主义一方就是要取代资本主义。进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分裂为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七十年后苏联解体，俄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包括其理论，都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而社会民主主义则与自由主义日益趋向于合流。对这一历史，曾有过许多不同的、对立的解释，热闹得很，但它确实是这一个多世纪人类所走过的路，人们高兴也好，失望也好，沉重也好，反正已成为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人类自己的选择，生命之树是常青的。
马、恩学说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从英国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看到了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大趋势，后来又准确地指出了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看到了经济因素推动世界发展的不可遏止的威力。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这一趋势必然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带来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尖锐对立。马克思当时提出的办法是无产者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自己去掌握生产资料，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的不平等。马克思作为十九世纪举世公认的思想家，是深知自己思想中发展与平等二者的矛盾的，他们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这就是马、恩终其一生之所以在创造、延伸、自我修正，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的原因。他们是真正与时俱进的。
《共产党宣言》为未来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共产主义蓝图，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鼓舞了工人阶级争取权益的斗争，但这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宣言，当然不可避免的也有着某些先验和空想的成分。《宣言》并没有最终解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主题。他们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实行全面“计划经济”和单一的“按劳分配”，后来还包括取消商品、取消货币等等一整套激进主张，再辅以无产阶级专政，期盼由此一举解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走向全新的社会。人们在那样的日子，提出这种一步到位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思想，有其历史的必然。这当然比慢条斯理地经过民主和实施宪政的遥远道路更能吸引处于苦难中的民族。进入二十世纪初，率先实行这种革命的是俄国；三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夺取了政权，革命成功不到三年，毛泽东就突然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转向俄国式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之路。对此，中国思想家顾准在“文革”中作出了自己的反思，他不赞同理想主义的“终极目的”，他说他此后将坚决“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他以为先验的理想主义一旦与激进主义非理性地相结合，民主必将被专政所取代，政权也必将异化为最高决策者个人的专政。俄、中两国恰恰是有着浓厚专制主义影响的落后东方大国。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西欧由于其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发展了马克思学说的另一流派——社会民主主义。
当俄国以及一批东欧国家先后将其模式推到极端，并变本加厉地去施为，有时甚而使得民生凋敝时，却不许也很少有人敢于去认真想一想，马、恩在十九世纪中叶提出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一经过历史检验的著名论断，与我们自己当时所作所为就没有显而易见的矛盾么？事实上俄国为了“消灭私有制”和实施“计划经济”，是用大清洗；中国则是用一系列政治运动，乃至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十年内乱，来消除怀疑和阻力的。即令这样，后果如何早已众所周知了。
幸而由于有马克思这一难以作其他解释的论断，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邓小平、胡耀邦才得以排除阻力，建立了自己从经济体制入手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文革”前及“文革”十年的愚昧状态，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托古改制”，有时就寸步难行。邓小平说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胡耀邦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可见改革启蒙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