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多边关系的《论语》与孔子
作者：王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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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精读原典、考据与义理交互阐发，“对抗性”的阅读、训诂、关键词的统计以及加减法的规则，是李零采取还原《论语》文本的基本策略。作者一再说他“受”过“刺激”，看来看去，害得他将近“耳顺”之年再做“愤青”。他说自己是“越活越糊涂，越喝越明白”，“我的知识千疮百孔，我的记忆颠三倒四，不能不借助于古人叫玄思冥想”。对于一个有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即使要发“玄思冥想”、奇谈怪论，也必须坐实在考据的基础上。作者参考的主要文本有古人读《论语》著作六本，今人读《论语》著作十本，不包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新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李零利用自己考古专业的优长，地下新发现的与《论语》有关的材料，去完成一个《论语》的考古学工程。李零读《论语》分为导读、文本解读、结论三大部分，这是一个立体交叉的全方位考察，这对于他是一次跨专业的探险、跨文本的实验，这种新的学术操练，或许还受到了福柯知识考古学和道德系谱学的感染。《论语》作为知识意象，即人类精神现象的构成，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庞大的道德体系建构，而作者的使命就是要拆解它，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传统的考古学一直是隶属于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知识考古学则是反历史学（思想史）的。传统考古学注重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性遗迹，知识考古学家则注重研究历史学家、思想家遗留的精神性纪念物。福柯的经验启示着李零去努力挖掘《论语》作为精神现象如何建构的可能性和其构成的全部秘密，进而探寻被传统经学抛弃的思想文化的痕迹、遗骸、扭曲与延宕的证据。关注孔子作为人和经验的存在，关注孔子作为形而下的所指，比直接解读儒学的教义更深入人心。所有的文本解读都紧扣一个“人”，让孔子“这个人”去直接面对他文本中制造的“圣人”、“仁人”、“贤人”、“君子”乃自“小人”，揭示其各自的内涵，从中显露出孔子作为“人”的“真身”。李零说：“我从酒色财气研究人，丝毫不是降低人的标准。人有很多生物本能，研究本能，才能洞见人性”，“动物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丑陋。”“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读他的书，既不捧，也不摔，恰如其分地讲，他是个堂·吉诃德。”“《论语》有个优点，就是没有后人的那种虚伪劲儿。”“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
“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儒家鼓吹的《论语》功能的神效性。《论语》的有效性如何在现代社会得以证实？如要按照“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训，孩子们大学毕业是否可以顺利通过面试找到工作？孔子的卫生习惯如何，他讲过“七不食”是符合《卫生法》的。可是他饭前便后洗手吗？我们突然遭遇了非典，才知道我们连手都不会洗，我们有太多的坏习惯，像犯了错误的小孩子，每天晚上电视有个节目专门启蒙我们怎样洗手。一个民族于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一个普通常识或习惯的非规范所可能造成事实严重性后果的遐想，对于我们认识自我的冲击波是毁灭性的。这是否和经典思想的匮乏、先天不足有关？如何建立现代人对《论语》的信仰？农业文明产生的经典观念，如何指导现代人的生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论语》中的资本市场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如果没有外力的刺激作用，《论语》表达的“义利观”能否引导我们自然进入资本市场社会？《论语》所具有教化功能的普世化状态的真实图景是什么？《论语》或许仅仅与知识精英产生了某些沟通，而对于老百姓而言，或许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厚黑学》诸多著作中的某一部，才是他们捧读的《圣经》也未可知。一部近现代历史，实际上是一部西化史。“化”到今天这一步，再说弘扬传统是虚妄的。完全是心理因素作祟。说汉唐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和说自己“先前阔多了”有什么两样？在心理学上讲，这叫失败者的“心理补偿”或曰“高峰体验”。李零是不折不扣的“西化”派。他好以厕所的“全盘西化”为例，讲“西化”的彻底性和好处。我们过去上茅坑，和下地狱差不多，恶心得翻肠倒肚，现在我们不用发明，把他们抽水马桶的专利拿过来化为己有，这有什么不好。如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日常衣食住行所用，无一不是“化”过来的。哪一样是自己祖宗的发明？提起“知识产权”，西方人气不打一处来。我们还说人家“化”了我们。这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吗。我们进化成“世界人”，有什么不好。我同意卞之琳先生的说法，与其说是“欧化”不如说是“化欧”；与其说“西化”何如说“化西”。刘秉义过去唱《游击队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西方成了我们的“后勤保障部长”兼“运输大队长”，这样说你的自尊心摆平了吧。例如穿衣，是捍卫“唐装”还是“汉服”，自己就说不清。过春节提倡过穿“唐装”，偶尔穿一下还行，穿久了就觉得傻，赶紧换上休闲装。即使“洋装穿在身，可心仍是中国心”，还不服气，为了“中国特色”，先改成中山装，再改成毛式制服，结果是越改越臃肿。目下我们很难买到毛式装，原因是没有销路不生产。如果小伙子不识时务还穿着毛式装，你看效果怎么样，肯定找不着对象。如果不是有过被动挨打的耻辱记忆，心理能这么过敏吗？如果我们没有盘根错节的五千年，还会这样斤斤计较“传统”吗？“传统”有如DNA生命因子，就在我们的骨髓里、血液里。鲁迅当年改造国民性，如果这个命题没有什么错误，那么国民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悠久的历史养成的夜郎自大的大国心态，和近代以来我不如人、被动挨打的事实又刺激着人们，二者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构成了现代国人的心理图式。堂而皇之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的内耗相互扭结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推波助澜地主导着现代中国。老说我们是礼仪之邦，“道德”闻名天下，结果是发现人不能只喝西北风。向西方学习，心里不好受，还得找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这不是心理病态就是心理变态。作者借用“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对应我们当下的心态是“科技是人家的老婆，道德是自己的孩子”。“西方重个人，未必轻集体；重物质，未必轻人文。我们的推论是自欺欺人，‘他们，人和自然，关系太紧张，不像我们天人合一’，是完全说反了；‘他们不养父母，无孝心’，更是不懂人家的国情”。“中国的道德，哪点比人高？特别是社会公德。说话不算话，拿人不当人，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愚见以为，道德也应进口”。孔子是被他的学生捧起来的，像时下的博士捧博导，利益均沾，互惠互利。所谓的汉学是“他者”世界的学问，所谓的国学才是自己的“国将不国之学”，陈寅恪把“国将不国之学”概括为“不中不西之学”实在是经典之论。所谓的国粹是指“凡是西化推不到的地方，还剩下点什么化不掉，便是所谓国粹”。“孔子把从政当使命”，其实是“知识分子的宿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态是寄生于体制之内的井底之蛙，没有理性精神和世界目光，没有独立行走的能力。中国近代以来培养出脆弱的挣扎出乡土梦境的自由理性精神，在反右时期已被摧毁殆尽。文革时期，知识分子随政治起舞，事后拈出顾准、陈寅恪为自己争面子。现在的状态是受市场经济驱动，还说自己是忧国忧民。赫尔岑《彼岸书》言：“人如果不要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全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