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蔡元培、梁启超的“有限合作”
作者：张晓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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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柏林还拜见了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邀其访华，得到首肯。1922年6月下旬，北大接到驻德公使魏宸组转寄的爱因斯坦信函，表示愿于同年冬来华讲学，并提出了相应条件。蔡元培迅即携函赶往济南，与同赴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协商此事，梁甚表赞成，慨然应允：“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于是，蔡复函魏宸组，告以“条件照办，请代订定”〔4〕。尽管后来因故爱氏讲学计划未能实现，但北大与讲学社的协作已显而易见。这段时间，梁启超和蔡元培在学术上也表现出不少共同点。梁曾先后到京、沪等地美术学校演讲，大谈美术与科学和生活的关系，其主旨与蔡氏著名的“美育”主张颇为一致。蔡则十分赞佩梁氏整理国故的工作，在为《申报》所写《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长文中，对梁著《墨子学案》尤予好评。他们二人彼此借重，构建新文化的种种努力，显然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林语堂晚年撰写《八十自叙》忆及“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时，即记述到：“同时代的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都参加了这个运动。”〔5〕
三
令人感兴趣的是，梁启超和蔡元培这种学术文化上的协作关系有向政治方面发展的迹象。就梁而言，即令沉溺学术之时，也终不能忘情于政治，他自认：其治学乃“匣剑帏灯，另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他的宣传新文化其目的在于“开拓新政治”。当时，梁氏的研究系由于在政坛上几度翻云覆雨，其名声不佳，急需招纳“清流”，改变形象，扩大实力。他们属意于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自由派”，这便是胡适所说的“研究系近年做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有记载谓：梁游欧归国时，有将研究系正式组建为政党的计划，丁文江、张君劢极力支持，欲以胡适为桥梁，打通北大，推梁启超和蔡元培为党魁，并设想以文化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前驱，只是由于张东荪反对“政教合一”，此议遂搁置。不过，梁启超始终怀有政治上东山再起的欲念，研究系成员并没有放弃“合作组党”的努力。
就蔡元培而言，自民国建立之后，对社会政治基本抱持改良调和的态度，他固然厌恶军阀干政，但总期望维系一个统一和平的格局，谋求民族进步。因而对孙中山在南方“护法”自立之举内心颇有保留，曾私下婉劝以至公开通电，要孙“下野”。尽管蔡在政治上归属国民党系统，然而在北大期间，他更多是以社会贤达身份“自由”行动。他的周围聚集着相当一批欧美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在文化或政治领域颇为活跃。虽然，蔡出长北大进京伊始，便向各政团“老实揭出不涉政治之决心”，可是实际上，这位“亦学亦政”的人物，不可能完全置身时局政事之外。如此一来，梁启超与蔡元培之间进行某种政治合作就并非毫无可能。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梁、蔡即均参加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熊希岭寓所集议政局的“名流会议”，会后又共同通电曹锟、吴佩孚，主张恢复民国六年国会，完成宪法。很明显，他们对五四期间邀得时誉的吴佩孚将军抱有希望。正是在此前后，曾多次向顾维均等人表示“深以蔡先生不干预政治为恨”的研究系头面人物林长民，将“合作组党”之议付诸行动。林首先说通欧美派要员罗文干，请罗试探蔡对组党的态度，继而又游说胡适；随后便在由他做东，梁启超、蔡元培等均出席的一次午宴上，“正劝反激”，极力主张大家“出来组织一个政党”。林长民与梁启超私谊甚笃，林的这番举动肯定合乎梁的意图。对于研究系的如此“盛意”，一向雍容随和的蔡元培此次却“有所不为”，他的态度十分明确：对时局问题“赞成发表意见”，但“不赞成组织政党”。因而对组党一事遂“简单谢绝之”。
蔡元培毕竟有国民党的政治背景，此时，南方人士对他的若干言动已迭有訾议，加之，他自知“性不宜于政治”，常常视涉政为畏途。特别是他意识到，一旦在组织上与研究系杂厕其间，必使外界“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丧失独立发言的信誉。蔡的立场，对“涉世未深”的胡适等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所以，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发表的那篇提倡“好政府主义”主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署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欧美派知识分子。为此，梁启超等人颇为愤愤然，认为这是“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林长民抱怨说“蔡先生素来兼收并蓄，何以也排斥我们？”而梁启超甚至负气道：我自己“也可以发表宣言！”〔6〕总之，由于蔡元培一班人的“爱惜羽毛”，使得梁启超的组党计划受到顿挫。从此，梁启超更肆力于讲学和著述，竟也成就斐然，而先前的组党欲念反趋淡化，终至放弃。世人品评梁氏为“学术天才，政治侏儒”。从蔡、梁在五四时期的这段交往观察，蔡元培还是深识梁任公其人之短长的。
四
1929年初梁启超病逝后，蔡元培参加了在上海静安寺举行的祭吊活动，并致送挽联曰：“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7〕盛赞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中厥功至伟。同时，他还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议案，以梁氏生前对中国学术颇有贡献，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抚恤。此议案遭到胡汉民的极力反对，指责“梁与党的立场冲突，反革命，反国民党”，因而未获通过。不过，蔡元培此举适足代表了知识界整整一代人对梁启超开启民智之历史作用的深切体认。
后人直接论及蔡元培和梁启超的文字殊为鲜见，唯有1943年梁漱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两位前辈作过一番颇有见地的比较。梁漱溟早年曾经“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与二人均有相当的交往，他的观察细致而立论则又不失其蕴涵“哲理”的固有风格，读来耐人玩味：
蔡、梁两位先生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距今四十年前，任公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当时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他的天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即1913年；民国六年，即1917年，两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1919、1920年）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现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等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