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蔡元培、梁启超的“有限合作”
作者：张晓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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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8〕
梁漱溟对于梁启超属于那种早年崇仰而后来却不甚信服的晚辈，因而“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而对于蔡元培，梁漱溟从盛年至晚暮，除偶尔感叹“蔡先生著作无多”之外，其敬重之心始终未曾稍减。这份敬重，除却“个人知遇之感”的因素，梁漱溟认定蔡先生具有“含蓄深厚之致”，有大器局大气象，“人或者甘心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的感受，这是不易消泯的。本来是写追念梁任公的文字，梁漱溟却拉上蔡先生作为“同时人物”之参照，以致文章更像是一篇“蔡、梁比较论”。当然，梁漱溟的论说，未必都那么使人信服，但他的此番比较着实勾勒出晚清民国时两位大知识分子的基本线条和影像，大体说来还是逼真可信的。
在晚清以来的政争中，梁启超与孙中山一派“交恶甚深”，无论文字论战还是政坛较量，均曾多次搏杀，以至国民党人视梁为“劲敌”，胡汉民对于任公先生身后事的不肯通融，适足反映了这种“党人情绪”。有意思的是，作为自由派的国民党人，蔡元培却能与梁启超彼此敬重，合作共事，显然属于特例。
有一种观察认为，就内质而言，蔡、梁似乎均“性近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他们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共处北方社会，演生出超越党派的交往和共事，虽属“有限合作”，终究是一种合力共建新文明的“超然”现象。蔡、梁之间看上去略显单薄的交往史事，所蕴涵的意味却未必单薄。
注释：
〔1〕杨亮功：《五四》，载台湾《传记文学》34卷5期。
〔2〕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3〕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6页。
〔4〕蔡元培：《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载《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9页。
〔5〕林语堂：《八十自叙》，载《林语堂自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6〕《胡适的日记》下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4页。
〔7〕松坡，即蔡锷。阿衡，即伊尹，《孟子·告子下》曰：“五就汤，五就桀，伊尹也。”梁启超辞世后，评论界多诟病其“多变”性格，此处蔡元培从“接受欧化”着眼，对梁氏予以理解。
〔8〕梁漱溟：《纪念梁启超先生》，载《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