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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还是霸道：杨昌济与“湘中二杨”
作者：秦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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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杨昌济能够由日本转赴英国留学，似乎也是出于杨笃生、章士钊的合力推荐：“丁未（1907年），守仁依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职秘书，同赴英伦，余则以文字见赏于光典，并得偕往。逾年，吾与守仁论荐君，光典乃调君由日转英，于是吾三人同处一地，交相淬厉者亘三四年。”（章士钊《杨怀中别传》）
1911年7月，杨笃生在利物浦蹈海自杀。从目前存世的达化斋1914、1915两年日记看来，杨昌济在有生之年对这位好友兼族孙频频怀念，情义相当感人。
1914年5月27日，杨昌济收到章士钊所主办的《甲寅杂志》，他阅读杂志的过程，近乎一个和杨笃生的精神对话的过程。杨昌济先是承认《甲寅杂志》所刊马一浮、谢元量、王无生、王国维等人的诗文“均斐然可观”，继而他又抄录了马一浮与王无生的书信，然后评价说：“余昔闻笃生言，谢元量、马一浮之能文，今乃见之。格高气古，固湘绮、太炎之流。”
5月29日，杨昌济开始思考儒术与佛、耶、回三教的异同之处，于是再次回忆起杨笃生在世时所持观点：“（笃生）常言宗教者必说未来，而孔子但说现世，故不得以儒术为宗教。”杨昌济因此得出结论：“此则儒术本非教之意义也。”接下来几天，杨昌济的思路似乎一直在宗教问题上游走，6月1日的日记中，他对杨笃生的怀念还是与此话题有关，但内容更加细腻入微：
犹记余在城南书院与笃生同读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至“冥谪尤重”，笃生讥其不典；盖此乃佛家言，三代两汉之人无此等思想也。余寄兄诗有一语云“和气致休祥”，笃生亦颇疑之；余虽仍而不改，不忘吾友之箴规也。
杨昌济在日记中还对此进一步说明，“和气致祥”是世俗因果之说，性格激烈的杨笃生大概因此“颇疑”，而杨昌济则比较认同“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的民间智慧，所以“仍而不改”。祖孙二人亲密交往之外，其性格差异也跃然纸上：杨笃生讥笑沉湎佛学的宋朝人苏东坡（子瞻）将佛教思想强加于尚未曾接触过佛教的三代两汉人身上，他显然是个十分严谨、容易较真、不大通融的人，这从他日后的著述与行止，都可以证明。年轻的杨笃生似乎在学识积累、文化底蕴上，较之年龄略长的“乃祖”杨昌济更为犀利、飞扬些？！从杨昌济在日记当中不断的追忆可见，除了情感关联，他对杨笃生的思想与见地无疑十分佩服，乃至笃生死后，他还在苦思冥想笃生生前的某些言论观点，并予以反思考辨或者接纳吸收。难怪６月３日检讨到“长沙乡间习惯，于寝室中置尿桶，臭不可闻”这样的生活小恶习的时候，杨昌济还是要回忆起杨笃生：
余闻笃生言北京人向来在街上出恭，庚子各国联军占领北京乃禁之，如有人在街上出恭，警兵即捉其人，以其身上之衣拭去粪秽；自此以后，北京人乃不敢在街上出恭。
1915年3月10日，杨昌济开始整理己酉（1909）、庚戌（1910）两年的日记，他又再度想起这段时间“与笃生往来最密”，然而“今已不在矣。追念前游，不胜惆怅”。惜乎这两年的日记似乎已经失散，否则，我们对于这一对祖孙的融洽关系与彼此影响，当有更多的了解和体会。
这以后十天，3月20日杨昌济在旧书店购得《皇清经解》一部，共三百六十本，“完全无缺，价钱三十串”，杨“甚以为喜”，并在21日的日记中追忆道：“余家初无此书，而笃生家有之，固笃生多看此书，余则所看甚少，因借读不便也。”杨昌济还感慨地说：“使当时我家有此书，则余之获益必较多，此又足证余致功于实事、实物之说，正所谓无母财则不能生息，无谷种则不能生芽也。”——1915年，杨昌济已经四十四岁，他的追忆中，居然还保持着一点点与“老同学”、“小族孙”杨笃生比学问、赛进步的悻悻与不甘呢……这样的一对湘“杨”，孙之于祖，其影响大矣，其作用显矣。
1915年3月27日，杨昌济又再度对宗教问题进行思考，他回想在北淀读书时，英国学生尝开会讨论“意志自由与否”问题，信奉耶教（基督）者多反对“意志自由”，当时信奉佛教的杨笃生也曾与此会，则“主张意志自由甚力”。英国学生于是反问杨笃生：“君为谁造？”杨笃生答曰：“吾为吾造。”听到这话，英国学生的反应是“瞠然莫知所对”。
看得出来，忠厚慈和的杨昌济，很有些赞赏乃至羡慕杨笃生个性当中让人生畏的勇力与傲岸。这种性格决定了杨笃生一生的选择，包括他最后选择的主动赴死。杨笃生的人格魅力显然曾经深深吸引过、征服过性格略显温软的杨昌济，这也算一种心理互补吧。
这年3月31日，因读《汉书》中“裸葬”之说，杨昌济感慨中来，他又一次想到杨笃生之死。杨昌济对杨笃生的思念，确实到了触景生情、随机而动的程度：“同在此地球，是处处青山可埋骨，必归葬故乡，未免多事。”杨笃生蹈海后遗体被发现，当时即葬于利物浦，此“本吴稚晖发议”，但杨昌济亦表示了“赞成”。杨昌济并征引性恂信中之语，以志“亡友佚事”：“如中国有重见天日之时，则烈士英灵自当随怒涛东返；不然，则大陆沉沉，猿鹤虫沙，生者且不知死所，归骨又奚为乎？”性恂即杨德麟，为杨笃生亲兄，曾任国民党湖南支部政务研究会会长、谭延闿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因主张反袁甚力，1913年被湖南查办使汤芗铭杀害。
老实讲，笔者读到此节材料的一刹那，陡然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彭德怀请示是否要归葬国内，毛泽东就有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类似表态。
就《达化斋日记》中的反复追念而言，说杨笃生是对杨昌济影响最深的人，恐怕都不为过。作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与女婿，毛泽东亦必然间接受到来自杨笃生的影响，学界目前的关注还显不够（台湾已有两本关于从杨昌济到毛泽东的湖湘文化嬗变的研究专著，大陆尚难见及）。
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达化斋日记》中是1915年4月5日的事，大约就在毛泽东因第一师范学校加收杂费等事，发动同学驱逐校长张干，险些被开除之后。杨昌济日记的描写相当细致。看来，毛泽东甫一亮相，就让他的杨老师很是“惊艳”：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后来，在致章士钊的信函中，杨昌济不止一次以“海内人才”称许蔡和森、毛泽东。
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本人也是杨昌济非常欣赏的人，在《达化斋日记》中，章“秋桐”出现的频率仅次于杨笃生，杨昌济特意抄存了不少“秋桐曰”的观点，这是认同，也是佩服。更为有趣的，章士钊原号“青桐籽”，正是由于1911年挚友杨笃生的突然死亡，让同在英伦的章士钊颇感伤心，遂改号“秋桐”，以志旧朋物故凋零之痛。至于日后章士钊在新、旧文化大战中不肯媚俗从众、宁愿坚持己见、自说自话，甚至弄得灰头土脸、人人喊打，于是再度改号“孤桐”，以志知音者稀、独立寒秋的趣事，就当另文分梳了。
三
“湘中二杨”的另一株即杨度，既然非长沙此杨，而是湘潭彼杨，当他出现在杨昌济日记中的时候，难免就稍微客气而略显生疏了。
1914年11月17日，杨昌济有书信给正在袁世凯政府当差办事的杨度，讨论湖北汉口商场“借款已成，开办在即”问题。信中意思大旨，可归为如下几点：第一是杨昌济认为“此举将为全国市政改良之模范”，希望杨度“全力注之，勿以为事小不足为也”；次则追溯中国历史，认为管仲、子产、商鞅等人“皆能经营市政”，孔子亦“注意于市政之改良”，但此事“却大不容易，非真有本领人无能为力也”。杨昌济坦然承认，“能改良物质生活者乃不愧为办事之才”，汉口商场事对杨度而言为“办事第一遭”，杨昌济殷殷希望他“办事须专精须坚忍，目无旁视，耳无旁听”、“努力立千秋之伟业”，连嘱“千万千万”。杨昌济最后还期望杨度“现办此事当勿以政局政权为念”，并举加富尔“恭耕十六年卒成统一意大利之大业”为例，证明“成大功者固不汲汲于一时也”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