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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还是霸道：杨昌济与“湘中二杨”
作者：秦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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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叮咛，似乎暗示了性情傲慢、目无余子的杨度不屑“细事”的风格，很让他平实温厚的湖南老乡不大放心？要知道，1910年因为湘粤铁路风潮，杨度跟当时湘鄂两省激愤的地方人士闹得很不愉快。民国建元，更因为襄助袁世凯夺得大宝，杨度被湖南国民协进会视为“汉奸”，被“宣告死刑”，以致南京的胡汉民、汪精卫不得不联名通电为之缓颊，孙中山更特意致电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请其保护杨度的家属与财产。
曾和杨度同时留学日本的杨昌济，两人一起参加过“中国学会”，但因杨度热心政治尤其热衷仕进，而杨昌济“自度非破坏才，志在学问”，不久即分道扬镳，关系相对疏远。不过，为人仁厚公正的杨昌济对杨度的才情识力，还是非常推崇的。
1902年10月21日到11月5日，杨度与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之间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谈话汇录以《支那教育问题》为名，发表于《新民丛报》第二十三、二十四号。旋印单行本，当时流传甚广。朱德裳《癸卯日记》1903年3月6日，记下了自己阅读《支那教育问题》的感受，以为该文“至为透辟”，他又特意提到杨昌济于此的反应：“怀中先生（即杨昌济）推许备至。”
至于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他似乎是几代湘人的共同“宗师”，杨昌济亦莫能外。不仅1899年杨昌济要把王闿运的“公羊之说”列为“在所必钞”的功课，即使到了民国之后的1914年，在杨昌济的视野当中，“海内之讲经学而文章古雅有汉人风味者”，王闿运的排名甚至在章太炎之前。尽管杨昌济把王闿运与肃顺之间的生死交游张冠李戴，按到了李鸿章头上，暗示了他对这位湘籍大儒的了解不算深透，但杨昌济仍然据此推论：这位貌似滑稽玩世的前辈乡贤，受友之惠而能思急友之难，“于辞受取与，非漫无抉择”，保持了“去古人之风谊不远”的良好风度。当然，当文质彬彬的杨昌济看到《湖南公报》上对其时出任袁政府国史馆馆长的王闿运箴规不断，他还是禁不住为王“不能禁士大夫清议”的“老气横秋”表示了担心：“老前辈一举一动，四海瞩目，不可不慎。玩世者世亦玩之。”至于王闿运因为出山北上携带号称“棉鞋大被”之仆妇周妈而受到报纸攻讦，杨昌济的看法，就要高出俗流许多：“王先生容有可议之处，诸报纸亦自低其品格。此等事言之亦丑，乃誊之报章，徒使人作三日恶。新闻记者浮薄之习，良可叹息。”这些细枝末节的“生活作风”问题，没有影响1915年杨昌济还在日记中摘抄王闿运的著述《读墨要指》。
说来很有意思，“湘中二杨”杨笃生和杨度居然都和清末“宪政五大臣出国考察”有过关系。杨笃生不仅跻身载泽随员列为从游，而且是吴樾投弹刺杀事件的策划主持者！杨度更绝，他虽身在异域，却是最后成文的“宪政考察报告”的一手炮制者，活脱脱一个“官方御用枪手”！
四
“地气刚坚，民风强悍”的湖南，似乎一直是一个让他人十分好奇而自家又颇为自恋的省份。近年来湖南电视台屡屡发起“超级女声”、“快乐男生”、“舞动奇迹”、“名声大震”等歌舞娱乐节目，每每居此类节目在全国收视率之首，也算一种证明：很少有另外一个地域能如湖南这样，让“外人”与“内人”同时对它打量不已、言说不止甚至戏谑不断。
包括“湘中二杨”，他俩也不例外，杨笃生写过《新湖南》，杨度写过《湖南少年歌》，这也算湘人喜欢“自恋”的证据之一吧。
类似的，湖南人杨昌济也难免要“湘人言湘”。
杨昌济阅读《皇朝经世文编》时，会特意关注“湘贤”，专门辑录其中收入的湖南人。他不仅以明季乡贤遗民大儒王夫之的著述作为日课，更决意师法曾国藩“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间断”的自定功课，坚持节钞曾国藩家训与日记，希望能够合刻而成《曾氏嘉言》。无论曾国藩的“营中读书如常，借此养心”，还是胡林翼的“军中每夜会讲《论语》，虽病不辍”，在杨昌济看来，都是“近事之可传者”。对于曾国藩所读之书、所行之事、用来鉴人之法，杨昌济都在日记中做了仔细的摘抄。杨昌济在日记中甚至好奇地记录过宝庆（今邵阳地区）的民俗：“宝庆人多食冷菜，喜饮汤，床矮，离地甚近。”他又记录过益阳“嫁女，父母不送亲，而请人代往”的风俗习惯。对于民国之后湖南“省中各酒席馆，现皆可以呼妓侑酒，一如上海”的奢淫风气，杨昌济更是表示甚为担忧。
1896年9月15日，在《达化斋日记》中，杨昌济曾讨论湖南人是否如他们的前辈名臣湘乡相国曾国藩所言“少刚断肃杀之气”。杨昌济以为此话不然，因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诸公皆有”此气。接下来，杨昌济又反省长沙本地人（杨本人即籍隶长沙）“多油滑”的性格，认为“是盖地气使然，我辈当发愤以此为戒”。最后，杨昌济又记载了如下一句言湘的“名论”：
湖南人，求其能负气不难，唯性情厚者难得耳。
此真见地。难怪早在1892年，为人师表的杨昌济就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能移子弟性情使笃厚，是第一等教法；讲解经书其用也，文艺末也。”二十余年后，1914年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生成绩展览会上，对“颇有抱负”而“性情亦厚”的向俊贤（后更名向警予）特别称赞。甚至读通鉴至《韩愈传》一节，杨昌济尤其注意的也是如何可见传主的“性情之厚”。而杨昌济的门生女婿毛泽东，尽管对老泰山这一教训未必能够言听计从，却在《讲堂录》中保留下了杨老师的类似观点：
涤生（即曾国藩）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
所谓“厚”，就是“勿忌人”，所谓“实”，就是“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引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因为对于湘人的这点特殊认识，杨昌济自觉培养了自己强大的反省的愿望与能力，“天薄吾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实在讲，就《达化斋日记》本身的持论观点而言，杨昌济算是湖南人中“难得”的“性情厚者”。这个以“恕、介、敬、浑（即‘下’，沉默寡言意）、诚”为五字诀的湖南人，生平第一看重的就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自省平日”的具体表现，就是“冥悟”和“写日记”。
1896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杨昌济在日记中反复考量自己的日常做派，认定“万事皆从根本做起”。他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生活计划，将其提高到“戒”的高度，希望自己将思想“收拾得干干净净，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他尤其警惕“小事不遂意即面折人，议论不合必争论不已”的“褊”急，决心只在至要问题上“提振精神”，“而小小无关紧要，则宜一概包容，浑然不露，以养和平之福”。
这位日后在北京大学掌教伦理学的教授，对日常伦理似乎青年时代就有着极为淳厚、公道的认识。杨昌济少年父母双亡，自十五岁起，就坚持兄弟绝不析居，大哥长期嗜吸鸦片，他则“时奉束修以济其乏”，并认为自己如此“亦极平常事”不必“侈为美谈”。不过，到了1914年，杨昌济似乎观点有所改变，认为“姑妇妯娌姑嫂之间，易生嫌隙，家庭幸福因之而消耗无余，不如分居之各得其所也”，“为父母者不宜强其子妇与之同居，为兄弟者亦不宜慕九世同居之美名，致其家人受无形之痛苦”——也许，这样的转变也是杨昌济“反省”出来的结果。但这类反思，并不影响大哥去世之后杨昌济依然十分厚待长嫂。关于买卖婚姻与女性权益、关于女性素质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所谓“讨坏一堂亲，出坏三代人”等问题，杨昌济在日记中的讨论相当频繁，也相当人道。能在新文化登场之前普遍认为十分“保守”的湖南，置疑“姑鞭妇至死而减论，妇人敖荡者沉之江，子殴母而死于杖下”的民间惯习，以为其中“过重伦理而轻视民命”，直言其“不可为典要也”，对于深得潇湘文脉中宋明理学余韵的杨昌济而言，这种认识水平已经非常了不起。
生平常持“自修主敬”的杨昌济，“服膺朱子，慨然有济人利物之志”，所谓“每日三饭必有常课”，其“改过迁善，力求进境”的勇气着实可嘉。杨昌济甚至告诫同乡李肖聃：“好博览而不读程朱书，终为无本。”杨昌济进德修业的具体目标是：“检束身心，整饬言貌，痛刮旧习，动蹈准绳，严立功课，力戒涉猎，强记故实，务别去取。”
尤其难得的是，潜心哲学思考的杨昌济居然敏感地意识到，传统中国“缺乏宗教”所导致的教育黑洞。他检讨湖南水口山、江西安源二处的不良风气，“办事人与矿丁皆以打牌赌钱为乐，鲜能储蓄者”，而长沙高桥等地，每年做红茶，“四乡妇女群集选茶，而淫风颇盛”。杨昌济于中看到了“家族主义”的有时而穷：“中国人缺乏宗教，于兴实业亦大感不便；中国人不重用宗教，觉感化之力亦有所不足。”
当然，以“坚忍不拔”为“立国自强之本”的杨昌济，教育起自己学生来，还是很有一套的，他道是“人患无肯立志身，精神一抖，何事不成”：
每教必解，每解必钞，每钞必读，每读必熟；今日只管今日，凡解若干，即钞若干读若干而已，不问过去，不思将来，按日行去，铢积寸累，则记诵多而妙悟生矣。
如此办法，简直可以算作“霸蛮”的另类表现了，杨昌济毕竟是湖南人。难怪他的“以久制胜”论（《论语类钞》），被杨门弟子为主要成员的新民学会称为达化斋的“不二法门”。
的确，杨昌济生前身后能够折服弟子与友朋的风格特点，就在于他“律己极严，处事虔敬”（舒新城语）的言行合一，“持论侃侃，不苟同于众人”的志气，是需要资本或资格的，“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克己之苦”，诸般修为，缺一不可。嘴硬，腿就不能软。
李肖聃曾经回忆杨昌济临终时的状态：“怀中病时，神智湛然，疾革，犹抗声歌诗而没。”写到这里，李肖聃忍不住回忆起昔日杨笃生的逝去，“于蹈海前夕，自检行箧，遍加封识，遗书奉母，辞旨甚哀”。
李的最终结论是这祖孙二杨，于“生死之际”，都能“了然如此”。
到底同为湘中之杨。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