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心远斋笔记十三则
作者：曹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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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这里提到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是听说的。听说的事，有可信的，也有不可信的。遗憾的是作家在这里没有作深入考察，轻易地相信了“听说”，于是得出了对岳阳楼四周的景色的描写完全出诸想象的结论，进一步阐明“他没有到过岳阳，可是比许多久居岳阳的人看到的还要真切”。作家没有说清楚，描写没有见过的景物，这“真切”从何而来？如果出诸想象的描写能描写得比久居岳阳的人还要真切，这倒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作家也可能觉得这推断的结论不够说明，于是说范老夫子是吴县人，见过很多巨浸大泽，太湖是一定见过的，对洞庭湖的描写是从太湖印象中借用过来的。于是作家给“出诸想象的描写也能真切”的结论划上圆满的句号。
世界上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不会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个湖。太湖和洞庭湖在风貌上、气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借用，肯定会风马牛了。别的不说，就说太湖的山，那完完全全是沉沉地压在湖波之上，这里用“托”、“举”都不行，完全是“压”，那范老夫子轻轻的“衔远山”的“衔”是从何处借来？“吞长江”的“吞”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太湖根本没有的气象。我认为借太湖来描写洞庭的说法是非常牵强的，是作家想当然耳。
写到这里我记起1997年3月读到黑龙江《生活报》上张放先生一篇谈范仲淹的文章，也说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而写出了不朽名文《岳阳楼记》；还记起了1985年10月在滁州“醉翁亭散文节”上，一位天津的编辑发言，他说作家不一定非要写亲身经历的题材，举例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而他的《岳阳楼记》却写得那么好。大江南北都有人这么说，口头上、报纸上、著作里都有人肯定这一说法。那么，是从什么时候、是谁最早这样想当然说的呢？以讹传讹传到今天，传得这样广，若要查的话，可能不容易查清楚了。
实际上，范仲淹是到过岳阳的。读过范仲淹传记的人都知道，他曾在洞庭湖边吟诵过屈原的诗：“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传记中记载的情节。不过，那时他不叫范仲淹。
范家原籍河北，后迁居江南，定居苏州吴县（今苏州市）。范仲淹的父亲名范墉，在徐州（今江苏徐州市）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就出生在徐州官舍。两岁时，他父亲病逝，他母亲改嫁，继父叫朱文翰，给他改姓名——朱说。
朱说随着做县官的继父到过很多地方，如池州（今安徽贵池）、淄州（今山东淄博市，他切粥苦读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朱文翰调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出任县令时，带着朱说母子从岳州（今岳阳市）乘船横穿洞庭抵达洞庭湖边的安乡。《范文正公集》附录《褒贤祠记》卷二《文正公读书堂记》，便记有朱说在安乡尝读书于老氏之室，曰：兴国观者，寒暑不倦。当时，岳州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才有后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这么亲切这么自然这么准确的描写！不是亲眼所见，怎能写得如此准确？没有到过岳阳，这“衔”、“吞”二字从何而来？这是杜撰不了的，也是无处可借的。这时，朱说已是胸怀大志、能吟诵《离骚》的少年。
我们知道，他是到过岳阳的。
朱说登第以后，被派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任司理参军，管理狱讼。离开广德到亳州任节度使推官时，才上表请求恢复原姓，这样，他才叫范仲淹。这是北宋天禧元年的事，他已经二十九岁了。
总该有点常识
电视里播放京剧《将相和》，赵王任蔺相如为丞相，廉颇嫉妒，回家在厅堂里愤怒地唱：“蔺相如小孺子有什么本领……”这厅堂挂了一幅大中堂，中堂右侧挂一立轴，上书张旭诗：“隐隐飞桥隔野烟……”左侧也挂一立轴，上书李白诗：“玉阶生白露……”舞台上分明布置的是赵国将军廉颇的厅堂，挂上的却是唐代诗人的诗作，那行书虽然妩媚流畅，但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别扭。廉颇同张、李二诗人相隔好几个朝代，张、李要晚出生差不多一千年，他们的诗作如何能挂在廉颇的厅堂里？而且那时候也没有纸质的中堂、立轴。导演如安排廉颇以前的一些经书上的格言，刻在竹木上，那就不会让人感到别扭了。
无独有偶，电视剧《清官于成龙》里，于成龙救了许多穷人家的孩子，后来给那些孩子每人做了一身新衣服，亲自送上船。有人为了感谢于大人，叫那女孩唱支歌给大人听，那女孩说：“我会唱越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于是十足的浙味越剧大声唱将起来，于大人听罢也带头鼓掌，欢乐之情在河上飘荡。如果你查查《辞海》就知道，于成龙生于1617年，1679年去世，曹雪芹生于1716年，1764年去世，他们生活的年代相差一个世纪，那无论如何于成龙也不会听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再说“越剧”是1942年才正式定名的，原是浙江嵊县一带的地方戏，名曰“担担戏”，越剧的诞生仅六十馀年，于成龙时代哪来的越剧？可编剧就这么编，导演就这么导，演员就这么演。当然，观众就不一定这样看了。
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应该丰富自己的常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让于成龙听越剧，不等于让曹雪芹坐喷气式飞机吗？
浅谈“性灵”
——给贾平凹先生
在《新晚报·紫丁香》版上读到贾平凹先生为别人著作写的一篇“序”，贾平凹先生评述了作者许多好处之后，激动地说：“他肯定不属于性灵派，不在风花雪月闲情逸致上一任自在……”读到这里我非常惊讶，贾先生把性灵派与风花雪月等同起来了，说明贾先生还没有弄明白“性灵派”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来说“风花雪月”。风花雪月不是什么“派”，甚至也不能算是一种文化，它是一种被历代人们所鄙弃的社会现象，是指那些有闲阶级文化思想浅薄又好舞文弄墨的文人所写的脱离生活、空洞、没有真情实感吟风弄月的诗文，无病呻吟也属这一类。而那些有生命的歌颂大自然的作品，如陶渊明的菊，孟浩然的鸟，王维的琴，李白的月，林和靖的梅以及袁枚他们那些风景诗等等，都不能归入这一类。中国历代文学派别很多，但任何一个文学派别都不会接纳“风花雪月”，因为它没有生命。
再说“性灵派”，有的文学史称“性灵说”，这是一回事。最先提出“性灵”说的，是明代公安派袁氏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当时他们提出“独抒性情，不拘格套”，要求文学充分表现作者个性，反对复古派在文学表现方法上所定下的种种清规戒律，打击了当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的文学潮流，给文学带来了新鲜血液。继承并发扬这一学说的是清代的袁枚，他进一步提倡“性灵”，反对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要求解放传统的束缚，要求文学上的自由，号召作家要写真性情。这一主张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是文学史上和研究文艺理论的专家们一致承认了的。“性灵说”是几百年前明、清时代封建士大夫创立的学说，当然有它局限片面的地方，我想要重视的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不能歪曲历史，更不能用现代的思维去要求古人。当时与袁枚相呼应的有赵翼、张向陶这些卓有成就的诗人，给当时沉寂的文坛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古往今来，一切有生命的文艺作品，都是抒发真情的，“性灵派”的这一主张似乎还没有过时。贾先生有的短篇（包括他有些散文）写得朴实动人，充满着感染人的真情，应该归入“性灵派”。贾先生在“序”中提到作者的许多好处，也属“性灵派”。而贾先生的长篇《废都》里，有许多脱离生活、毫无意义浅薄的“自然主义”描写，就应该归入“风花雪月”了。
从听一张旧唱片谈起
听已故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的一张旧唱片，那清丽的唱腔把我带入缠绵的梦境。想到这是八十多年前的录音却还能这样动人，我深深感到艺术的不朽！
真正的艺术是不朽的！我们读李白的诗，哪有一千多年的距离？每当桃花盛开，总会想到“桃花带露浓”、“桃花流水窅然去”这些清新的感情形象。谁说李白过时了？他那不朽的艺术青春不总是闪耀在飞瀑中、江流上？每当想到发音还不清晰的幼儿都能背诵“床前明月光”时，谁能说这艺术生命已经老朽？一切真正的艺术都是不朽的！谁见到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造像的面容能说他的慈爱已不存在？谁见到岳王庙里岳飞草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能说它的悲愤已经消失？一代一代伟大的艺术家，把他们纯洁的感情光辉，永远留在人间，照亮着后人崎岖的生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