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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引发的一点思考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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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是一次实现社会转型的尝试。当时的湖南确实表现了“敢为天下先”的风范，一度成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基地，同时也取得了最显著的实践成果。尽管时间不长，而且以失败告终，但其历史影响很大，把湘军将帅们开拓的热衷于政治的风气，有效地承接并推向了新的高潮。其时长沙聚集了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国士”，而起着最关键性作用的人是“一把手”、巡抚陈宝箴。
清廷的督抚大员中，公开支持变法维新而且力行不懈的只有一个陈宝箴。他不是湖南人，但很早就投入湘军系统，在席宝田帐下，立下过生俘洪天贵福和洪仁玕的战功，并深受曾国藩赏识。曾国藩曾亲笔撰联赠他：“议事有陈同甫气，所居在黄山谷乡。”把他类比于陈亮和黄庭坚一流人物，评价不可谓不高。陈宝箴从1895年就任湖南巡抚后，在按察使黄遵宪、学台江标的协助下，兴办矿务（如开发水口山、锡矿山等一些大型有色金属矿山），新建电信、轮船、制造等近代企业，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刊行《湘学报》、《湘报》，一时湖南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陈宝箴是一位务实派的官僚，有眼光，也有能力，看不惯康有为鼓舌如簧、故弄玄虚的政客作风，特别是对康的“托古改制”那套理论很反感，但是他器重梁启超和谭嗣同这批年轻人，放手让他们在湖南为改革制造舆论、培育人才。1897年由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的时务学堂招收的二百名学生，后来大多成为立宪党人中的骨干，其中还包括有再造民国之功的蔡锷。梁启超在湖南只呆了半年，留给陈宝箴极好的印象。梁父五十寿辰时，陈题赠的贺联是：“行年至一万八千日，有子为四百兆中雄。”足见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1898年，陈积极参与了“百日维新”，并且推荐了杨锐、刘光弟二人进入中枢。变法失败后，他被开缺回原籍江西，两年后郁郁死去（据说是被慈禧赐死）。短短的三年多时间，他主持营造了湖南在历史上的一段辉煌。
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却并未消散，庚子乱后，立宪呼声高涨，“新政”逐一出台，社会风气较前大为活跃。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湖南是派遣留日学生最多的省份，这些“海归”分子中后来产生不少“敢为天下先”的人物，但他们叱咤风云的舞台却并不在湖南，因而，辛亥前后的变革高潮中，尽管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的地位、作用举足轻重，湖南本省却并无太突出的表现。其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着眼于湖南寄望于湖南的，好像只有一位著名“才子”，即于1903年写下长诗《湖南少年歌》的杨度。近些年来，这篇诗作不断为热心湖湘文化的人士引用，意思大约和作者当年一样，要湖南人从历史的荣誉感中奋发出进取的豪情。
杨度作为一名“愤青”，借诗歌宣泄一下情绪，无可非议，但如果把他诗里表达的观念真正视为认识世界和历史的指南，那可就很成问题了。杨度毕生都是一个崇尚集权政治的极端主义分子，他自己也从不隐晦这一点。“筹安会”的人里面，他拥护袁世凯称帝，绝非出于迎合袁本人的权欲而表现的谄媚。他从心底确认：由于中国地域的广袤、国情的复杂，绝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需要一个乾纲独断的皇帝，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否则分裂和战乱不可避免，而当时符合条件当皇帝的只有袁世凯一人。所以，杨度拥戴袁世凯乃是一种出自理性的选择。他一直反对曾经为多数人赞同的联邦制的设想，反对制宪确定省的自治地位，也反对一切形式的联省自治。
杨度的《湖南少年歌》也充分反映了他对军国主义和威权政治的向往。“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斯巴达和普鲁士，是他寄托着情感和期望的梦想，他崇拜威廉二世，以为袁世凯便是中国的威廉二世。“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何以有恁大神通？答案还是歌颂湘军的那些套话：“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南西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征战祁连山，得此湘人殖民地……欲倾亚陆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儿……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沙文主义情怀直扑人面。杨度晚年加入了共产党，当然不会是出于无产阶级觉悟，一个很可能的理由是，他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他追求一世的大一统的强国梦。
湖南人在随后不久（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倒是确实有过一次“敢为天下先”的表现。那就是在热闹一时的“联省自治”中打了头阵。联省自治，是谭延闿在1919年的驱张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张敬尧被赶跑了，而谭延凯自己于1920年冬又被赵恒惕取代，不过赵接过了这个口号，并通电全国，随即得到了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浙江和奉天等省地方军阀的支持响应，因为大家都想通过联省自治这种形式互为声气，抵制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图谋。很快北京就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组织，各有十多个省的代表参加，就联省自治问题随时联络磋商。军阀们的初衷当然是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民间却有不少人把它视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必由之路。在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湖南的自治运动颇有实效，1922年元月，由省议会通过并公布了省宪法，规定“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这是中国第一部省宪法，后来陈炯明在广东也如法炮制，不过已经是步湖南人的后尘了。
联省自治就是联邦制的雏形。当时湖南人章士钊曾就实行联邦制提出过详细的设想，同样是湖南人的杨端六，针对国人的统一情结从理论上作了很精辟的解释。他说：“大一统是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中国三千年来，大一统的时间不超过一千年。中央集权一旦登峰造极，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国家分裂。只有联邦式的中央政府，统一才能永久。”他举出的成功典范便是北美的联邦制度。他指出，中国的省较之北美的州，差异更大，情况更复杂。兼之南北畛域之见由来已久，许多中央集权制下难以处理的问题，行省自治框架下却容易得到解决。赵恒惕当时也做得有模有样，虽然他明知根据省宪法，自己的权力会受到省议会的诸多限制，但这总比让别人以统一国家的名义把自己吃掉要好。事实上，当时岳阳以北就是吴佩孚的军队，热议中的联省自治对吴多少是有些遏制力的，否则，他要真打过来，贺耀祖、叶开鑫等手下那几个师是抵挡不住的。
联省自治的口号一直喊到1926年北伐开始。北伐是孙中山生前确定了的方针，而在1924年以前，孙的态度还是支持联省自治主张的。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曾发表过赞成联邦制的言论，国共合作后，才一反过去的立场。国共两党观点的变化大约和第三国际的态度有关。苏俄曾经资助过中国许多支地方势力，到1923年以后，就只认孙中山（包括北方的冯玉祥）一家了。康白情先生曾亲口对我说，他1924年从美国回来后，曾由朋友介绍去见苏联驻华大使加拉汗，希望对方能帮助他在四川拉起一支队伍（康因为父亲的关系，在“袍哥”中颇有影响）。加拉罕建议他直接去投靠孙中山，并向他解释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孙中山在确立了“三大政策”以后，就必然要选择以武力统一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在中国推行联邦主义的“一线生机”也就此彻底陨灭。
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丧失的最大机遇，是与联邦主义失之交臂。民国初年，宪政、共和两大方案均已提出，随之地方自治运动又应运而生，而这三者（宪政、共和、地方自治）的相互补充，正是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与保证。往者已矣！失去了的东西再也追不回来，但是在这种“失之交臂”的遗憾中，湖南和湖南人曾经表现的“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智慧，也还是值得在历史上书写一笔的。
改革开放以来，“敢为人先”的机会大多被沿海省份占去。直到去年关于建设两型社会试验区的消息才算是带来了一些赶超的希望。但是差距已经拉得太大了，光靠承接产业转移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去的。偏偏就在这时候，中国吹起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号角。湖南这个内陆省份所独具的政治敏感被再次唤醒。什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哪里是安放人本、民生这两大构件的基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八个字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其间的联系不言而喻，即使是一般大众，心里也都“跟明镜似的”清楚，更何况主持操作其事的有良知的政治家！“还权于民”正是切实可行的具体施工方案。当下人们所期待的就是言论尽快地向行动过渡，谁都明白，这里还有一段距离，路途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平坦，质疑、抵制、阻挠甚至挫折，都应该在预料之中。但是只要方向明确，众志成城（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流行词汇），实现社会转型的伟大历史目标必将离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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