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敢为天下先”引发的一点思考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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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讨论，在许多人眼中，它预示着新的伟大的契机，特别是“还权于民”这样一个崭新的命题，更是强烈地唤起大众的视听，兴奋之情尤其不能遏止。“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这掷地有声的承诺，当它首先从三湘大地的上空响起时，不能不引起强烈的震撼与共鸣。有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于是闻风而动，努力证明这就是“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品质的又一个历史性的表现。
虽然我对“湖湘文化”这个概念素来抱有疑惑，但这回却对湖湘文化学者们的说法深以为然，因为事情本身正是对“敢为天下先”的最佳诠释。
“敢”，就是勇气；“先”，则兼有“先进”和“首先”两方面的含义。“还权于民”，是继续改革开放的紧迫需要，或者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对此，许多人可能已有共识，但是将已有的认识表述出来，这就需要胆略、责任感和洞察力，因为它对于传统观念是一个重大突破。“还权”，这就是说，权力原来并没有如宪法中所规定的那样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回忆一下历史吧，何曾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由此也就可以推想这里表现出的政治上的觉悟和勇气。“还权于民”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除了极少数顽固分子外，谁都能预见到它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敢”于提出（或赞同）“先进的”（超前的）理论，不容易！而要做到“首先”提出，就更难。因为要把握好时间的火候，需要更高的智慧、更宽的视野和更大的勇气。即使是最平易的道理，能首先把它表达清楚，就是对社会发展前进的一份永久的贡献。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前两次解放思想大讨论中的一些往事。眼下中年以上的人应该都记得，当年面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常识水平的问题，许多人就是不敢表态，湖南则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都已经“舆论一律”了，唯独这块素来“得风气之先的福地”悄无声息，真不知道那些马列水平很高、倚马万言的笔杆子们哪里去了！第二次，情况更近乎滑稽：当皇甫平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发向全国时，湖南正在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去的工作队在热烈讨论的是：究竟是“接受贫下中教育很有必要”，还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不过上面反应比较机灵，一看来势不对，偃旗息鼓，匆匆地把工作队撤回了。虽然还算全身而退，但终归是留下了笑柄。
对比之下，我便觉得，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诸君，这一回作出的“敢为天下先”的结论固然正确，但却只能视为个案，从形式逻辑上说，它不能作为推理的一般性前提。也就是说，湖南并非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敢为天下先。由此，我又想到，他们关于湖湘文化的精神品质的一些论断，也实在很有值得商榷之处。
关于湖湘文化，其实到目前为止，还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学术范畴——它甚至于还没有完整的定义。有人说它是指湖湘大地上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文化存在的总和；有人说它是湖湘民众所创造的文化现象及其能力和习惯的总和；有人说它是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反映湖湘自然地理和人文精神的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一种地域文化。凡此种种，何者为定论，似乎尚在讨论中。不过对于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参与其事的学者们意见却是比较一致的，他们归纳为“崇道义理，存诚养志”、“开放包容，经世致用”和“忧乐天下，敢为人先”这么几条。而这最后一条当然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许多论述都是从这里展开。
“忧乐天下，敢为人先”，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品质，和其他的文化现象关系不大，从这里可以看出，湖湘文化这个范畴，基本上就是由于这块土地上产生了众多的杰出政治人物而提出的，所有的研究也只能是围绕着他们而进行。湖南政治人才的井喷现象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湘军系统（当然还可以包括为他们做铺垫的魏源、陶澍这些人），在国内战争中因时而起，一手造成了所谓“同、光中兴”的局面，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湘中一带，虽一般小民，亦无不向往有机会出外捞个一官半职。据长辈笑谈，当年，只要能操湘乡土话，走到南京去，最不济也要混个参将、游击干干。死了的自然也多，但活下来而且又肯定是“敢为人先”的，不少人后来就成了政坛的佼佼者。
估计有些学者会不同意我的意见，以为这是对“湖湘文化”的不敬。因为他们还提到了王夫之，提到了更遥远的周敦颐及稍后的“湖湘学派”。然而，无论是周敦颐或者王夫之，尽管在学术上建树颇多，却都谈不上“忧乐天下，敢为人先”的时代担当。由于没有政治业绩，而且又年代远隔，仅凭着几句“经世致用”的议论，便把他们视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湖南大人物们的精神导师，实在有些勉强。至于胡安国父子的所谓“湖湘学派”，不过是在湖南办了一所影响较大的学校，时间也不长，固然，张栻主持校务的时候，朱熹曾经来访，但一番辩论的结果是张栻改变初衷倒向了朱熹，从此湖湘学派分崩离析，名存实亡。湖湘学派的历史影响不仅不及同时代朱熹的理学派和陆九渊的心学派，也不及陈亮的永康学派和叶适的永嘉学派，所以未能改变湖南文化落后的局面。这一局面又继续了近四百年——直到康熙三年湖南设行省，士子再不用千里迢迢到武昌去应乡试了，才逐渐改善。
为了证明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学说培养了爱国不居人后的知识分子，有人还举出了岳麓书院学生在蒙古大军南下时的长沙保卫战中“荷戈登陴，死者十九”的故事。长沙一战，确实惨烈，南宋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抱定以身家许国的决心，率领城中不足三千兵卒，对抗阿里海牙围城的数万元军，坚持了三个多月。所有能够作战的人几乎都投入了战斗，最后城破时，自李芾以下殉难军民数以万计。老弱病残者不愿为敌所掳，纷纷投井自溺，后来史书中有所谓“城无虚井”的说法。这样的宁死不屈的精神，当然可以印证湖南人的“霸蛮”性格，但要把它归之于湖湘学派一批士人几十年来推行教化的结果，并说成是湖湘文化这种那种“精神特质的表现”云云，却实在有些牵强。说句笑话，简直有点“湖湘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感觉。
元、明两朝，湖湘文化乏善可陈，也没有什么敢为天下先的人物。作为关内地区建制最迟的行省，闭塞和落后不言而喻。一直到清中期，情况变化不大，乾隆赐给新上任的湖南巡抚一首诗（他有这一好），其中还说道：“两湖襟带地，风俗易移难。”在他眼中，湖南好像还是一个半开化地区。嘉庆、道光年间，陶澍、曾国藩先后出仕，这才开始了湖南人任方面大员的先河，此后数十年，湘籍一、二品文官（军机大臣、大学士、总督、巡抚）武官（提督、总兵）以上多达数十人，之所以能出现如此局面，是因为所谓“时势造英雄”，换句话说，是愚昧落后的太平军成全了同样愚昧落后但却不怕死的湖南蛮子。当时的清朝如果没有湖南人是非亡不可的，是湘军拯救了腐朽贫弱的清帝国，至于功过，真还不好说，因为太平军建立的很可能是一个更加野蛮和黑暗的政权。
曾、左、彭、胡这一批人当然可以算“敢为天下先”者，因为是他们首先举起了民办武装的旗帜，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却称不起“敢为天下先”，因为他们维护的仍然是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道统”，即儒家的纲常伦理所规定的那套东西，尽管这和洪秀全那些非驴非马的邪教理论比较起来，更合乎天理人情，但对于当时处于列强环伺下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它非但不再是良方，相反只能是催命的毒药——至少不具有任何治疗的积极意义了，更不要说开拓新的历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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