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１９１８，我们还能说什么？
作者：熊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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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交战国的媒体都不遗余力地来煽动对敌作战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效果令人望而生畏。在倡导民主、天赋人权、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近代舆论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和平时期，媒体在反映民意、监督政府、揭露社会的弊端方面，也基本上能得到人民的肯定。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它们却很少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宣传和报道。正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恰当指出的，各交战国都利用它们来激发本国民众的情感反应，以便保持战斗员甚至是非战斗人员的士气。
媒体首先是唤起潜伏在本国人民心理深处的部落性本能，将敌人描绘成十恶不赦的魔鬼，将自己打扮为天使，认定本国所进行的战争是在替天行道，从而使每个人都相信，从事战争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投入其中。任何企图规避这种义务的行为，都是对自己国家的背叛，向敌人的妥协和投降。这样的宣传会造成一种气氛，使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喧嚣之中。任何对战争表示异议或不同意的声音，都会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喧嚣所淹没。人的本质大概都会具有这样的特性，当他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具有某种倾向性时，都会将对自己合适的宣传当作真理，而把对自己不合适的行为当作背叛或十恶不赦，战时的宣传恰好利用了这种心理并使其火上加油。这种宣传，也常常会激起本国士兵在战场上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精神，但这种英勇杀敌的精神很容易转变为不遵守战争法规、虐杀无辜的疯狂行为。
用夸大或捏造事实的伎俩来贬损敌人的形象，是赢得中立国舆论和民心的有效手段。战争期间，英国的媒体对美国民众所做的宣传非常成功。英国报纸报道说，“德国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将战俘钉在十字架上”。这使得在新英格兰举行声援英国作战的人群愤怒不已，纷纷表示，一定要抓住德皇下滚油锅。历史学家莫里森和康马杰对这种歪曲性宣传所产生的魔力惊叹不已，指出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自由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
战争期间，各国媒体都大打出手，企图在敌国境内制造混乱，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诚，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在过去的战争中，战争的目标往往只是迫使对手改变其政策。现在却很有些不同了。舆论的宣传针对的不仅是对方的政策，而且目标直指对方政府本身，甚至是对方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德国的鲁登道夫明确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到了1918年，英、美的宣传机器更加注重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德国所进行的战争被描述为以牺牲广大劳动者的生命和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德国一万人上层阶级的幸福。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鲁登道夫认为，这明显地是在挑拨德国人民同政府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鼓励德国人民进行一种推翻政府的政治革命。当然，他更没有忘记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诅咒和谴责，确信其影响直接导致了德国的部分兵变和国内政治战线的瓦解。但鲁登道夫不应忘了，德国的媒体一点也不会表现得比其他国家的媒体高尚和诚实，使用的同样是卑劣的手段。不断鼓励俄国少数民族的分离运动，或利用俄国移民中的激进分子到俄国的工厂和军队去制造混乱，是战时德国媒体的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
丘吉尔似乎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媒体有一种反感。在停战实行之后的关于对德国处置的讨论中，英国媒体一点也不宽容。审判威廉二世、让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损失，差不多是英国媒体普遍一致的呼声。但丘吉尔知道，要德国赔偿所有的战争损失以及只对威廉二世进行审判既难以做到，又有欠公正。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在德国的身上，将德国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对战后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和解并无帮助。但在举国上下一片严惩德国的呼喊声中，他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立场，随波逐流。不过就他的内心深处而言，对媒体鼓动复仇的行为他是厌恶的，他的一句“新闻界人士在和平时期比在战争时期干出大量更坏的事情”的评论，代表了他对媒体和舆论的所有见解和批判的立场。
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人迷惘、困惑的不是自然界的神秘，也不是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而是人本身。战争本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为，说白了，就是公开的杀人勾当，但文明本身又对这种暴力行为施加了种种的限制和规范。首先是道德层面上的，其次是法律层面上的。不故意伤害丧失了战斗能力或放弃了战斗企图的战斗人员，不故意伤害、攻击非战斗平民，不故意摧毁与战斗无关的财产和城市，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和法律义务。中国古代“不鼓不成列”的规则，中世纪英、法军队在丰努特交战请对方首先出手的风度，反映出一种侠士的品格。但进入近代社会，民主了，开化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增多了，相互依赖性加强了，但战场上的这种骑士风度倒是不见了。原因是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狂热、对敌人妖魔化的宣传、工业效率主义的原则，再加上战争总体化的趋势，使战争不再是少数士兵从事的事情，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卷入其中，要严格约束战争中的行为已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内战是西方近代战争伦理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当北方陆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对在西线作战的谢尔曼将军下令“我计划由你前去攻打约翰斯顿的部队，把他打得四分五裂，同时，尽你所能深入敌境内部，对于他们的战争资源进行你所能够进行的一切破坏”之时，这种转折便开始了。谢尔曼不仅真实地贯彻了格兰特的命令，在同对手作战时，尽量将支撑对方作战的资源予以摧毁，而且还发展了针对南方普通老百姓的恐怖战略。在他看来，南北双方所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越了两个政府之间的界限，变成了两种制度下的人民战争。在这样一种战争中，敌方人民的抵抗意志是战争的首要因素，如果敌方人民的意志被摧毁，随之而来的是敌方军队的崩溃。因此，“我们必须使他们不分男女老幼、穷人富人，都感觉到战争以及有组织的军队的无情力量”。针对别人对他在率军横穿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所造成的恐怖破坏的批评，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战争就是残酷，你不可能使它变得文雅。”他还进一步地为他的行为辩解，指出，恐怖行动将促使南方早日放下武器，缩短战争的进程，因为“恐怖是理智的开始”。总之，美国内战打破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战争常规，使战争回到了野蛮主义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比美国内战更大规模的基础上，发动了针对平民和城市的攻击。尽管这种攻击是1899年和1907年国际社会所签订的海牙国际公约明令禁止的，但纸上的规定限制不了双方的行动。因为参战双方都有无比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和令人生畏的毁灭性武器，战争以极端残酷的方式进行。它“集所有时代恐怖之大成，不但是军队而是整个人口全被投入恐怖之中”。比利时非交战人员被有意屠杀及和平城市被有意摧毁，首先引起国际社会的愤怒和谴责。夹在两个敌对强国之间的小国比利时，以选择中立的方式来企图避免卷入战争。但地缘上的相关性质，使德国作战计划以侵犯比利时的中立来发起对法国的全面打击。德国原以为小小的比利时在强大的德军面前不会做什么抵抗的。但比利时国王与人民抵抗侵略的意志大大地迟滞了德军的行动。德军便以比利时市民做人质，要挟国王和军队投降。遭到拒绝后，市民被当做人质大量屠杀，城市遭到齐柏林L-Z飞船轰炸。1914年8月23日，德军拿下昂当镇，其将领冯·比洛将军贴出告示宣称，经他同意，统帅该部的将领已将全城化为灰烬，并枪决了一百一十人。这只是一个小镇陷落后的残酷情形，其实际被屠杀的人数被认为要高于德军公布的数字。巴巴拉·Ｗ．塔奇曼的《八月炮火》对此有详细述说。1915年，德国又不顾海牙公约的规定，在战场上首先使用毒气，对协约国军队进行攻击，使没有防备的协约国军队遭到意外的伤亡。“德国开启了地狱之门”，充当了战争中“恐怖活动的先锋”。但协约国也不是吃素的，德国“每次违反人道或国际法的暴行，受到常常是更大规模和更长时间的报复”。其结果，战争伦理荡然无存，野蛮和恐怖充斥了整个战场。商船、中立国船只和医疗救护船被击沉于海上，所有的人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双方想方设法用饥饿迫使敌国百姓投降，而不考虑年龄、性别的不同。城市和历史遗址毁于炮轰，炸弹从天而降，不问炸中的是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多种形式的毒气使士兵窒息或烧伤，纵是生还者也当痛苦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