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1918,我们还能说什么?
作者:熊伟民
字体: 【大 中 小】
各交战国为了尽快赢得战争,都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拿出来,投放到战场上,同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改进旧的武器装备,或研制新的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潜水艇和飞机虽然都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出现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大规模地投入使用。西线战场上大规模的阵地战,打得双方血流成河,死亡枕籍。以铁丝网、战壕和机关枪所构成的阵地,是一道坚固的防御线,很不容易被突破。为了争夺几平方公里的阵地,双方往往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但一场拉锯战之后,往往又被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样,战场上的机动灵活没有了,战略和战术没有了,战场成了纯粹的绞肉机。为了克服这种防御阵地的障碍,打破僵局,恢复机动,一种新的作战武器——坦克便产生了。它的设计理念,是集进攻、防御和机动三种功能于一身。航空母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又一种新型的武器装备,虽然还很不完善,但它的出现,已经预示着一种新的海上作战样式的到来。一艘航空母舰就是一个作战平台,它所依靠的打击力量,以后主要不再是舰载大炮,而是舰载航空兵。舰载航空兵的实质是舰载大炮功能的延伸,但它可以伸展到更远的距离,去主动寻找敌人的目标以发动攻击。
战争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人类活动。新的战争武器的出现,往往会引起战争理论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大量使用了飞机、潜水艇,同时出现了坦克、航空母舰,但因为这些武器装备在战场上使用的时间还比较短暂,质量也还有待完善,因此,对于各种武器装备如何组合、人与武器如何配备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人类还来不及对其经验进行抽象、归纳和总结,更谈不上有计划的战前训练了。战后二三十年代,注定了是军事理论创新的黄金时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实践,理论家们创立了新的作战理论。以富勒和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机械化作战理论、以杜黑为代表的空军制胜论、德国的闪击战理论都日臻完善。各相关国家的军队建制、兵种结构和武器装备配置都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和新的理论指导而进行了调整和重新组合,并具体运用到了二三十年代的战争训练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新的作战理论及根据新的理论训练出来的军队,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十九世纪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新的战争似乎已经证明,商业和交通的革命,没有打破各民族相互生疏和敌对的藩篱;科学发展所引起的知识增进和传播,并不能缓解人类非理智的情感冲动;教育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演进,没有让人们变得更加通情达理和富于同情心;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不能消除贫困的差别。相反,战争却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以更加残忍、更加具有破坏力的形式在进行。这一切都显示,文明进步的标准和方式、现代性的利弊,需要进行新的思考和界定。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的时代。
但人类的生活要继续,更加麻烦和具体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怎样处置以德国为首的战败的国家?怎样构建新的国际政治体系来防止新的战争的出现?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也需要全人类的正义、宽容以及符合实际而又能发挥效率的国际组织。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对战败国的处置还是建立新的国际政治体系来防止战争,两方面都是不成功的。胜利者制定了严厉惩罚德国以防止其再次发动战争的措施,但其落实和执行又大打折扣。它的唯一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引起德国人民的普遍愤恨,而这种愤恨的情绪又很快被军国主义和纳粹分子所利用。建立国际联盟、推行集体安全体系、维护和平,本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主意,但令人不解甚至遗憾的是,美国又固执地站在这个体系之外。革命后的俄国和虽然战败但仍将是大国和强国的德国,也长期被战后的国际社会拒绝。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际社会要维持和平,就是很不正常的了。战争结束后逃到荷兰做了寓公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以调侃的口吻评价巴黎和会和凡尔赛和约:“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结果是结束和平的和平。”
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当时的政治家们以及其他的人们进行谴责、批评和嘲笑吗?说他们自私、偏见、缺乏智慧?说他们没有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足够的教训?那就请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现实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九十年之后,我们解决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没有?
和平仍然“犹如天上的星辰,因远在高空而光芒暗淡”。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温斯顿·丘吉尔著,吴良健译,贝昱、吴衡康校,南方出版社2002年7月版,1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