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云岗石窟随想
作者：蔡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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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与弟子们对话的形象代表了希腊人重辩难、分析的思维特点，那么可以说佛的独语形象则是东方人重感悟思维的反映。
虽然之前已经在图片和纪录片中对云冈石窟有所了解，而今年春天当我置身于云冈石窟还是感到了震撼。巨大的佛像和微小的佛像从四面八方冲击人的视觉，一刹那间仿佛处在佛教的辉煌时代而回复了古心——一千五百年前北魏人对佛的信心。信仰总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物来表达的，基督教的上帝并非存在于教堂和十字架上，但人们只有通过教堂和十字架才会更容易地想到他；同样，虽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由于无上法非无上法所以才叫无上法、菩萨法相因没有自己的法相所以才叫菩萨法相，但只有置身于佛像的法座下，人们才能更多地想到释迦牟尼佛万法皆空的教诲。云冈石窟高达十七米的大佛尽管比山峰要矮得多，可由于它的人类个体形象，给予远小于它的活人以视觉冲击也就不奇怪了。
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北魏王朝属于鲜卑族，这个很快就淹没于华夏中的王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它创造了奇迹。奇迹之一是北魏人的书法艺术，其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北魏书风是可与中原文明的黄金时代汉唐书法并立的高峰；奇迹之二就是北魏人创作的石窟艺术，中国四大石窟中有两个（云冈和龙门）是北魏人开凿的（其他两大石窟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和甘肃天水东南麦积山石窟）。我们今天称作“石窟艺术”的东西在北魏人则是他们佛教信仰的中介物，他们对佛教的热情一如他们对汉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结合于智慧就外化为历史性的高标境界——飞来峰般的北魏书法和石窟艺术。
地理决定论者不能解释何以古希腊人的天才在现代的希腊不可再复现了，历史机遇论者无法说明希波战争后为什么斯巴达不能达到雅典文明的高度，璀璨的文明恐怕是地理与历史机遇相互结合的产物——鲜卑人的地理与历史机遇成就了他们民族创造力的实现。
一个人对世界的好奇心大多是在青少年时代，所以人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巅峰很少在中老年，同样民族的创造力的极致也在它兴起的时候，一旦它的欲望得到满足——统治者实现了他占领更广阔地域的雄心——衰微也就在望中了。那么何以解释中华民族不枯竭的创造力呢？这是由于“中国”作为笼统的国家概念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人”不是汉族统治者，而是汉文化，“异族”的活力最终总是表现为丰富这个巨大系统的文化活力。
秦汉以降，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史书一般称作胡人）不断向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迁徙渗透，其势力逐渐增长壮大，到西晋惠帝时八王之乱后，由于晋朝王室的分裂使国家的统治力量在北方迅速瓦解，胡人乘机兴兵作乱，中国历史遂开始了长达一百三十年的分裂动荡时期，列国纷争给中原农耕地区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战火毁灭了家园，人民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减少。以历史哲学而论，历史理性总是善与恶两个车轮推动的，而善因与善果、恶因与恶果、善因与恶果、恶因与善果之间的转化也就呈现出逻辑的、非逻辑的以及超逻辑的复杂关系，当然历史理性之善总是最终的胜利者。“五胡乱华”之历史大动荡期间，先进的中原文明在遭受巨大牺牲的同时，不仅在动乱中接受了考验、变得坚强和更有韧性，而且使野蛮民族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野蛮性而向往文明，因此起码就中国历史来说，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哪怕是以战乱的方式来实现总是趋向于积极的方向发展。北方诸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对中华文明产生的影响尤以匈奴和鲜卑为著（匈奴的影响可上溯到秦汉时代），前者通过对汉族的侵扰而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武功”，后者则以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钦敬和向往而以自己的旺盛的活力丰富了中国的“文治”（按：此论仅就总体而言，实际上五胡乱华时期鲜卑人对汉族的侵扰是十分野蛮残酷的）。虽然中原人视鲜卑为外族，而拓跋鲜卑自己则认同其中国属性——在他们的传说中鲜卑人的祖先也是黄帝，是黄帝二十五个儿子之一昌意繁衍了他们的种族，而且鲜卑人继承了黄帝的土德——“谓土为拓，谓后为拔”，故称拓跋，又昌意封土中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此为“拓跋鲜卑”的由来。
在世界文明历史中，弱小的民族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例子是犹太民族，这个弱小民族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使《圣经》深入而广远地影响了人类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这或与犹太民族当初的那次大迁徙有关，一个民族经历大迁徙的苦难后，当他们定居下来就能更深入地反思自我与世界；鲜卑民族也经历了类似的大迁徙。东汉末年，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始居匈奴之故地”（《魏书·序纪》）。鲜卑人从内蒙古草原的东北迁移到阴山草原南部的匈奴故地，于公元386年建立了北魏王朝。从此之后一个影响中华民族文明史（其本身就是中国文明史的一部分）的王朝就开始了自己的辉煌历程。
地理状况给予心灵的影响是很直接的，草原人的豪放与南方水乡民族婉约的区别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假若一个雄强的北方草原民族迁徙到高山流水的南方，若再经历几个世纪的和平生活的涵养陶冶，其“民族性格”也会改变；反之亦然。不过在“性格变异”的过程中其活力就格外地丰沛，宛如草原的歌声虽高亢嘹亮，但也未免夹杂几许粗砺野俗，若其中融合中原地区的文雅沉雄则能生发出高妙的新境界，这是文化融合的力量。秦汉以后“中国”与“异族”文化一直处在相互交流与融会中，通商和血缘融合使二者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不过标志性的边界是有的，那就是长城。与匈奴人流寇式的侵袭不同，拓跋鲜卑有自己的文化雄心——虽然他们对此可能并不自觉。公元398年，北魏王朝从草原迁移到长城以南的平城（今大同市），与草原的辽阔平坦殊异，这里东南是巍峨的恒山主峰，北面是连绵的长城，清澈的桑乾河水自西南向东北浩荡而过，世界上有如此佳胜之地，而向南的中原地区还有更美好的地方，在这样的向往中，草原来的统治者产生征服更广大地区乃至统一中国的雄心是不难理解的。经过不断的扩张战争，北魏王朝先后攻灭夏、北燕、北凉等国，于公元439年统一了黄河流域。当然它在向外部世界扩张中也把自己融入了外部世界。鲜卑人逐渐从以游牧为主而转换为农耕为主，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十分向往。汉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重要阶段（婚丧嫁娶）都有着周全合适的仪式、长幼尊卑之间有着优雅得体的礼节、浩繁的文字可以表达人世间任何细微的情感；相比之下，草原人的生活方式便显得粗野少文，因此民间的推动就使上层施行变革政策不可避免。突出彰显生活方式变化的是服饰的汉化——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好比冰泮发蛰、春景融和一样，鲜卑人的心灵也如恒山的植被被雨水染绿，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东汉以来佛教从西域传播到中土，一方面是印度而来的佛教源源不断地进入，另一方面是中原人把自己翻译和理解的佛教传播到偏僻的地区。鲜卑人接受的佛教有的直接来自印度，而更多的则是来自汉语表达的汉译佛典。一个人在他健康顺利的时候不大可能接受宗教——而多将其视为迂腐，只有在人生遭受打击、命运出现大的变故，偶见觉者的话语，才会感到宗教对心灵彻骨的抚慰。鲜卑人最终统一北方是以无数的征战来实现的，而胜利的凯旋总要以他们亲人的尸骨来铺垫，佛的教诲怎能不使他们在诵经的哭泣中而产生无上的信心呢？然而佛教在鲜卑人的迅速兴起却是一次他们全国性的毁佛运动激发的，好比我们今日中国文化的复兴运动是以前不久的十年浩劫为前奏一样。
一个少有历史传统的民族容易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正由于他们开放的随意性，禁绝也往往很随意。自从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将都城从盛乐城迁移到平城，平城的经营和疆土的扩张也就在同时进行中，云冈石窟的开凿就始于道武帝。但时间到了太武帝，他在平息杏城的叛乱中偶然在长安一佛寺内发现了大量弓矢枪矛并酿酒作坊以及供世俗贵妇与人幽会的密室，便在震怒中下令灭佛，境内的寺庙殿宇、佛像经书几乎毁尽。然而正如一切破坏时代一样，破坏之后灾乱总是接踵而至，太武帝忽然发疯，太子暴亡，宫廷内乱不断。拓跋氏统治者在对历史神秘逻辑的反思中不难领悟，虽然太武帝可以武力灭亡他人之国，却不能熄灭自己的狂暴情绪，反而是无法驾驭的非理性激情熄灭了他自己的生命，可见祸患终究是人内心的缭乱所致，而佛的教诲就是把人类本来内在的佛性显现出来，使人认识到暴虐和贪欲不仅危害世界也危害自己。历史理性对北魏王朝的青睐尚未完结，文成帝继位后决心拨乱反正，复兴佛教，而他与高僧昙曜和尚的传奇式相遇终于成就了人类文明中的一份伟大遗产，《魏书·释老志》记载了二人相遇的故事。据说文成帝虽早闻昙曜大名，却从未谋面，某日文成帝骑马往武州山途中，坐骑忽衔一僧人袈裟不放，文成帝异之，下马问和尚何人，方知原来此人就是昙曜。历史的偶然性是存在的，倘没有这次奇遇，很可能就没有我们今日所见的云冈石窟中壮丽的“昙曜五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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