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五天就要去参加卞之琳先生九十华诞、《卞之琳文集》首发式及学术讨论会，却忽然传来卞先生于今日上午9时多病逝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令人惘然者久之。
卞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翻译家，著译丰富，桃李满园。他的诗作影响遍及世界。荷兰学者L．Haft以研究卞之琳的论文获博士学位。余光中称卞之琳不愧为中国大诗人之一。卞译莎翁悲剧与英国诗歌成为译坛的丰碑，影响及于几代翻译家及广大读者。
回忆卞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关怀，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四十年代我在大学求学时，读到卞先生的《汉园集》、《鱼目集》、《慰劳信集》等，就为他的精湛诗艺激赏。
六十年代初，我通过出版社的介绍，拜访了卞先生，聆听到先生的当面教诲，他的平易亲切和博学卓识给我以深刻印象。他对我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50年初版）予以肯定，但认为还需加工修订。他亲自为我译了莎翁十四行诗第一首，作为示范。又介绍我到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资料室借用莎翁全集英文版“集注本”作为翻译时的参考。于是我对莎翁十四行诗译文作了全面修订。万分遗憾的是，卞先生译的莎翁十四行诗第一首手稿在“文革”中被抄家后失踪，成为不可弥补的损失！1964年我全面修订莎翁十四行诗完毕，写了一篇《译后记》，较全面地阐述了我对莎翁十四行诗的理解，其中的一些观点即是从卞先生对我的教诲中体会到的。我把《译后记》交给卞先生，请他审阅，他愉快地接受了。但接着是“文革”十年，相互隔绝达十余年之久。
1977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便亲往卞先生家。劫后重逢，欣喜万分又感慨万端。卞先生从书柜顶上取出我当年交给他的那篇《译后记》，虽经浩劫却保存完好，使我感激莫名。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通知我，他们从仓库里发现了我经过修订的莎翁十四行诗集译文原稿，准备出版。1981年，书出版了。不久，卞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译诗艺术的成年》（发表在《读书》1982年第3期）文中对我这个晚辈译的莎翁十四行诗和另二位译家的诗予以肯定。先生说这是在多年来中国译家共同努力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所以这也是大家的贡献”，说得准确而公允。事实上，没有先生的示范，也就没有后人的成绩。我译诗的原则和手法都学自先生，我是他的一名小学生。九十年代，卞先生在一篇论译诗对中国新诗影响之得失的文章中提及我译莎翁十四行诗和写《屠岸十四行诗》的关系，语多鼓励，这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卞先生对自己的创作成果是有充分自信的。《雕虫经历》出版后，有一位作家撰文在《文艺报》发表，不指名地批评这本诗集，说虽然此书谦称“雕虫小技”，但总觉得雕出个“虫”啊，“虫”在哪里？卞先生得悉后，对我说：“那是他眼睛瞎了，看不见。”但先生没有为文反驳。先生对荣誉是重视的，但不尚虚名。粉碎“四人帮”后，围绕“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的说法，诗歌界议论纷纷。诗刊社召开座谈会，胡乔木同志在会上讲话，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予以充分肯定，列出一批“大诗人”的名字，其中就有在座的卞先生。但卞先生后来对人说，在诗史上，他只能是一位mimorpoet（次要诗人），即不是majorpoet（大诗人或主要诗人）。
1997年，卞先生对我说，《诗刊》有一个栏目“名家经典”，请求先生自选若干诗作在这个栏目发表，被先生拒绝了。先生说“经典”二字不能随便用，可见先生的严肃认真。1ademeao年，中国诗歌学会举办“厦新杯·中国诗人奖”评奖活动，经评委会几次讨论，决定将“终身成就奖”授予臧克家、卞之琳两位老诗人。我作为评委会负责人，打电话给卞先生的女儿青乔，告知此事。我心中有些忐忑，不知先生会有什么反应。幸而青乔接着告诉我：她父亲高兴地同意接受了。2000年1月20日在大会堂举行颁奖大会，青乔代表卞先生领了奖品（精制的金杯）和奖金一万元。
这是社会和公众对卞先生非凡成就的认定，我感到十分欣慰。
卞先生的高尚人格、精湛的诗歌作品、文学翻译和其他著作，将成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一部分而长留人间。在此永别的时刻，我含泪默念着：“亲爱的卞先生，您走好！”
200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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