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改革开放在非洲
作者：程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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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我去过的欧洲与非洲，世界地图的画法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4年为迎合“中国中心论”心理而绘制的世界地图的画法不同：位于西半球的南北美洲不是挂靠在地图东边，而是按照国际惯例上的东西半球之分，呆在西边不动。于是，有零度子午线穿过的非洲就与欧洲一起占住了地图的“中心”。
按照某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发现了“东非人”、“能人”的英国人类学家利基的观点，人类进化的中心是非洲而不是亚洲，非洲人又被戴上了亚当之祖先的桂冠。有历史学家认为，公元前1500—1200年间被入侵的雅利安人驱赶的印度土著是黑人；近几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人类学家的研究甚至表明：来自中国华北华南族群的遗传基因与非洲人类族群的遗传基因有共同特性，这在理论上说明，中国人类族群是从非洲迁来的(见《北京青年报》1998年10月2日老丘文)!这意味着，一向以古老文明自诩的印度人和中国人若要把老根盘到底，都得去非洲朝圣!
仅凭地图上的中心位置和人类起源论上可能的起点或优先位置，非洲人想多么自豪就可以多么自豪：他们可以鄙视地图上的边缘人类，也可以骄傲地对其他种族的人说：“我祖宗是你祖宗的祖宗。”保持一种“我是你爸爸”的狂妄姿态。
如果他们还像某些文化人那样，琢磨出了“体坛歌坛明星盛则民族兴”、“文化能被他民族吸纳即证明本民族文化伟大”的道理，摆一摆肯尼亚成群长跑明星、非洲裔美国人体坛歌坛明星如刘易斯、乔伊娜、乔丹、麦克·杰克逊等人的谱，举出毕加索拜服非洲雕塑、黑人音乐引发了世界音乐现代革命等事例，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尾巴简直可以翘到天上去!
在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殖民主义者为自身利益自动撤退、被另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革命志士是否曾用中心论、起点论鼓舞过民心，我不得而知。但据我九十年代初在黑非洲某国生活几年的经验，非洲人似乎没有想到要利用这些可以使自己自豪的文化资源，甚至革命胜利、国家独立近三十年后，还有一些人以黑皮肤为耻。
住在我们公寓大院内的一个十五六岁的黑小孩一天要洗几次澡，并大量使用肥皂，据说这可以将皮肤洗白；
观赏歌舞的浅黑色观众一看见舞台上出现了漆黑同胞，立即齐声哄笑，笑下之意是：“看啦，你黑得多么惨!”
生一个混血儿，甚至是某些人的重要愿望。“牛奶加咖啡”当然最好，“橙汁加咖啡”也行。
这决不是什么开放态度，而是某些人为自己民族、人种感到羞耻、自卑的表现。基督教认为人因偷食禁果而有原罪，他们却认为人因生错皮肤而有原罪。基督教的原罪是普遍的，他们的原罪是特殊的。普遍的原罪可以导致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观念，特殊的原罪只能使自己在他人面前深感自卑，就好像纳粹时期、文革年间某些犹太人、“阶级敌人”自动把耻辱标志挂在胸前，承认自己低人一等一样。这种自卑心理的产生，当然是殖民主义者及其没有殖民者的殖民主义政策长期掠夺、压迫、腐蚀该民族的结果。但独立解放那么多年，当权的同胞、自己人并没有干出多少名堂，甚至令人大失所望，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也许是为了维护国体、官尊，独立之后，当权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国计民生，而是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应该与过去的殖民者平等，过上曾经梦寐以求、如今理应如愿以偿的生活。于是，仅占人口5%的公职人员几乎用光了主要靠出卖自然资源获得的财政收入，95%的民众只能自生自灭。一方面，中级以上的公职人员有别墅、汽车，享受公费跨国乃至跨洲医疗；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只能过以木薯粑粑和水果果腹、一块布遮身的生活。以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为参照而制订的劳动力价格也吓退了外国投资者。如果说殖民地时期，广大民众还可以作为廉价劳动力在殖民者、外国投资者那里找到活干，弄一碗饭吃，那么独立时期，提高了身价的他们就只能退回自然去。初到该国，我们几个中国人在公寓大院内散步，门外围观者甚众，受雇的看门人就说：“这是老百姓表示高兴的方式，因为外国人来了，他们就有事做了!”虽然我们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与此同时，独立兴国的热情消退以后，腐败迅速滋生，日积月累，以权谋私、贿赂公行，已是普遍现象。其“民族特点”是：有时并不隐讳，除公开索要外，索得钱物后并不马上锁进抽屉，而是用手高高举起，在同事面前炫耀。即使是我们这些公派的外国人去政府有关部门办事，送礼送钱也是必要的手续。几位在该国经商多年的港澳商人说：“在这里，只要送礼，没有办不成的事。打通海关最为关键。只要他们以权谋私，损国家利自己，降低了关税，你就可以包赚不赔。”正由于此，贫富两极分化、财政赤字巨大、大举向外国借债乞捐、跨世纪出卖石油开采权依然发不出工资、几无基础工业、工业产品乃至某些食品如大米、面粉、肉类等全部或主要依赖进口、公共设施条件极差、疾病丛生、广大民众生活在贫病交加之中，就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被排斥在国家筵席之外的民众还能看到什么希望?他们凭什么要为自己的肤色感到骄傲?
下机伊始，我们这些深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的中国人，也常常发些为他人忧国忧民的感慨：为什么占地这么多，人口这么少，人们还生活得如此艰难?许多进口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造、自己养、自己种嘛!这大概也是联合国救济组织和许多外国援助者、投资者的共同思路，来此投资设厂(如纺织厂、烟厂、啤酒厂等)、建立示范农场的外国人也有一些，但该国当权者总是以无钱投资为由从不学着这么干。有时说些豪言壮语，远景规划，借机募些捐赠，但等排场讲尽了，钱用完了，依然按兵不动。某些工厂、农场即使无偿转赠给他们，他们办上两三年，也因管理不善、贪污浪费，必垮无疑，只得请外国人再来示范。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大学生经常提一个韩国生产的假鳄鱼皮包晃来晃去，就问他：“你们菜市场都有卖鳄鱼肉的，为什么不自己生产真鳄鱼皮包，反而要花大价钱去买假的?”他像看见外星人一样很看了我一阵，然后哈哈大笑：“我们?我们?不可能，不可能!他们(按：指当权者)都是扒手!”一个民族，尤其是该民族的当权者，只能用长期的实践证明自己什么也干不来，什么也会干糟，又怎么能建立民族自信心?
我去的那几年，正是西方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化的几年，被大学生们称为“扒手专权”的政府固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但由各政党、组织选派议员组成的临时国会开张大吉就没有带一个克己奉公的好头。每个议员一天的会议补贴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如受雇司机一个月的工资，而临时国会开了一百多天，每人所得已够买一辆最新型号的奔驰轿车。之后的竞选，实际上也是宗族、地域势力之争，用小恩小惠拉选票并不是什么秘密。民选总统产生后，反对党不服，还明火执仗地交了几次火。交火期间，则是悍民抢劫公共财物、商店、对立派家财的狂欢节。时局甫定，拖欠公职人员工资、大学生助学金等问题，又成为民怨沸腾、令总统头痛的焦点；要求大幅度降低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也是世界银行发放贷款提出的前提条件。人们曾普遍看好在世界银行工作过和有一半法国血统的两位本国人，认为凭他们与世行、法国的关系可以给国家带来福音，但他们先后出任总理，也没有从外国捡回钱来。这种把国运寄托在募款能力上的官意民意体现了何种心态，也令人深思。据说与周边国家比较起来，该国民众是最关心政治的民众，因为在殖民地时期按殖民者的分工，该地区重在教育，以培养文官为已任。然而，一场民主化运动，至少在推行之初，除为职业政治家提供了唾沫横飞的讲坛，为业余政治爱好者提供了热情参与街谈巷议的机会，花了不少冤枉钱外，并没有为该国带来振兴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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