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期
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
作者：张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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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能终结的新时期
要阐释当前的中国文学，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已经约定俗成的“新时期”这个概念。因为今天的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继续，二者难以分割。不从这个概念追溯，实难理解时下的文学状况。
今天，中国最活跃的一批作家是否认同这个概念，那要看每个人自身的感觉；但其中的大多数不会否认从那个时期起步。
“新时期”在作家心中可能已成回忆，但却无法与其告别。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约形成于八十年代。它是指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多少有些突兀地变得活跃的文学创作。这当然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变动，人的思想创造力试图摆脱束缚的缘故。更具体地从时间上界定，有人认为应从1976年算起，也有人认为实际上应该从1977到1979年。
如果说七十年代末的文学与以前要分开来论，要冠以“新时期”三个字，那是因为它在品质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至少在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的文学创作，内容上从未呈现后来的普遍的批判力，也未有类似的冲击感。即便就从事创作的人数、文学期刊的数量论，新时期也是空前的。
直到现在，任何一个经历了那场文学兴奋的作家，甚至是普通读者，都对那个时期的文坛难以忘怀。
对于中国的许许多多作家来说，其文学生涯正源于那个时期。尽管它带着最初的不可避免的稚气，甚至是致命的虚幻性，但这场文学活动逐步展开的坎坷历程，其间的个人勇敢与群体行动的悲壮的生气，较之其它时期更能够体现文学的本质。这也正是它后来能够筚路蓝缕，不断走向深闳的原因。
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也正是本文阐述试图追寻的问题之一。
如果说我们至今还处于新时期的话，那么从七十年代初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我个人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二十多年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把它看作一个充满危厄的、正在走向自己终点的、令人慨叹的文学运动。
在我看来，这二十余年来，新时期文学起码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就是：最初的复兴期(1976—1985)，接下去的高涨期(1985—1995)，以及现在的疲惫期(1995—)。
有趣的是，我们有无数创作实绩可资证明和标志的这三个阶段，前两次的时间跨度差不多都是十年。如果遵循这个时间波动规律，那么我们正在经历的痛苦的疲惫期或许也需要漫长的十年。
时间真是个神秘的东西。“十年”由于是个很规整的数字，许多事物都非要凑足而不能停止，比如中国的“十年动乱”等。如果中国当代文学真要走过十年疲惫之路，那么迎接她的也可能是真正的成熟与繁荣。
在新时期二十余年的创作格局中，起支撑作用的主要是三个层面的作家。前两个阶段共二十年间，作出最大实绩的当是“复出作家”和“知青代作家”；尔后逐渐活跃于文坛的则是“新生代作家”。“复出作家”是指新时期以来恢复创作的中老年作家。这一部分作家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被粗暴地中止创作，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复出，并再次成为文坛上的重要作家。“知青代作家”几乎是紧紧伴随上一代作家的“复出”而走上文坛的年轻一代，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这批作家的创作贯穿整个新时期，今天风格日见成熟，年龄已届中年，而“新生代作家”特指八十年代末以来产生影响的更年轻一些的作家，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出生于五十年代，大多出生在六十年代。
二目前的状态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境况，其产生的原因较易理解。任何长久的思想压抑、禁锢的社会环境哪怕稍许松动，文学都易成为重要的宣泄渠道。中国作家别无选择地充任了代言人的角色。作品在生活中的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反过来也极大地激发了作家。这是一种鼓励冲刺和探索的良性循环，但与此同时，也植下了深长的虚幻的乐观。
至今还有人相信，就生活与创作的相互作用而论，极少有作家会像新时期初期的中国作家一样，充实而幸福。其实这仅仅是对一个时期某种微妙互动关系的误解。这种“幸福”的代价非常巨大，它包括十年浩劫甚至更长时期内大面积的苦难，更包括无数作家艺术家的牺牲。作为人类历史上人的命运，它总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得到赓续。
这个时期的主题文学是“伤痕文学”。最出色的体裁前半期是短篇小说，后半期则是中篇小说。
然而这时的文学不免流于直白和简单。接着是深化，是思想与技艺两个方面的磨砺。伴随着不同思潮的剧烈冲突，起伏动荡从无休止，上一个十年那种微妙的互动关系结束了。但整个社会的文学标准已经空前提高，相当一部分作家开始抛弃虚幻，迈入下一个十年。这些作家在进一步开阔视野，广泛吸纳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上一个十年极痛苦的反思的清理。他们很快发现一切远比以前预料的要复杂得多。他们有了新的判断。
与这一认识相适应，新的创作之路几经拓宽。在更加敞开的世界里，一场前所未有的对于民族文化之根的寻索承续，对于现实生活的历史性观照开始了。就作品业已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而言，这个时期的创作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是极为凸显的。
这个时期的主题文学是“寻根文学”。最出色的体裁是中长篇小说。
前二十年一晃而过，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是1995年之后的徘徊和疲惫。这不仅应了“盛极而衰”的事物发展规律，而且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原因。
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一个有十三亿人口、幅员辽阔、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国家，无论在精神领域还是其它各个方面，都呈显了始料不及的巨大变化。西方经济模式的引进，道德伦理范畴的演变与废存，使精神与现实进入双重或多重的无序状态。几乎一切都走入了芜杂和多元。多声部合唱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对于文学和艺术的行政性干预的部分失效，使一大批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场“无规则游戏”。这意味着某些“标准”的丧失和重建。
这是个对原有文学和文化秩序的瓦解过程。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现代声像传播技术的普及。这是二十世纪社会风尚演进的催化剂。它不仅改变人的生活理念，而且直接争夺时间和空间。视听制品引导并进而耗损人的思想，使人不再专注，走入一种二十世纪末的集体性神志恍惚。这对一大部分作家而言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而对于另外一小部分，则又是一个小小的例外。
在现代视听技术的推动下，某一种思潮既可以迅猛掠过，又会在许多人毫无预料的情形下一夜之间变得陈旧。时髦成为一个永恒而频变的话题。对事物的判断不再审慎，因为既缺乏时间和空间条件，也不再具有那种判断所必需的心境。众所周知，作为一个真正的、对于时代而言不可或缺的文学家，不但应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执着思想者，而且还须是一个对完美的终生追求者。可惜，形成和支持这一切的外部条件正在逐步失去。
对如上危机的无力抵御是世界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不会例外。不同的是，后者在这种抵御的过程中会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在相对贫困、教育远未普及的国家和地区，比较而言还发生了更为逼近的危机：对富裕国家生活方式的响应和盲从。而高度发达的现代视听技术传递的信息更多地鼓励了享乐和放纵，鼓励了生活的无节制消费。这种最大限度地享受现世的理念一旦形成，对于一个既拥挤又贫困的国家会是一场真正的灾难。接踵而来的严重困扰会有环境污染，社会治安，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
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已经成为一部分朝野知识分子最热衷的事业。即便是最应该富于创造性和个性坚守能力的作家，在这场时代的热病中也未能幸免。这是一种社会危机，不言而喻，也是一场文学危机。游戏的，无根的，一味歌颂放纵的，掘毁一个民族文化根性的文学，正在成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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