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我们这一群人
作者：吴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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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思想界交锋甚酣、垄断精英与底层民众矛盾加剧时，虽然
更多的国内知识青年在冷眼旁观，自身对整个社会的问题意识却也被深深地激发出来。出于对所处社会结构转型期间浮现出来的种种问题的忧患意识，天灰这样的当代知识青年不由得生出对社会现实、社会公正的严厉叩问：“到处都是左倾主义者的革命面目、官僚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和功利主义者的跳梁表演。在繁荣和稳定的后面，隐伏着一只多么巨大的怪兽！它已经一口把我吞没，又要吃下多少热血青年？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争着挤着往它嘴里填？我只是一个匹夫，但我忍不住地忧患。因为我是国产的，永远属于这一片土地。”
对自我灵魂的严酷拷问
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迫使每一个青年都无可逃避地被置于如下问题之前：“究竟该怎样生活？”记得早在1992年1月社会急剧转型之初，上海《青年报》发表了大学生梅玲的来信《我该怎样选择生活？》，从而发起了一场青年人生观的讨论。梅玲在信中坦然承认，自己的平凡不足以
探寻生命的形而上的本质意义（意义已经“缺席”），只是不得不问：我该怎样生活下去。面对充满双重标准的复杂社会，她既不愿太卑鄙又不愿太吃亏。而随着社会变迁的逐步深入，青年们对“怎样生活”的态度与答案大体上已经渐渐地分流出三类，我将其归纳为：一是为数众多的“自我放逐型”；二是为数极少的“坚持理想型”；三是介于刚才二者之间也有相当数量的“身不由己型”（我们这一群人即属此列），天灰就堪称此类中的代表。
资本市场体制下的青年常常成为市场运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唯求效率的紧张工作几乎吸干了青年的正常体力，人完全垮了，从而进入一个被物化之后的非我的“耗尽”（Burnout）状态。这种耗尽状态体现的是自我身心肢解式的彻底零散化，在这种状态里，人体验的不是完整的世界和自我，相反，体验的是一个变了形的虚拟化的外部世界，和一个类似“吸毒”一般虚幻旅行的“非我”。人没有了自己的存在，人是一个已经非中心化了的主体：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无法将此刻同历史乃至未来相依存，无法使自己统一起来，人生意识与历史意识齐齐失落，只剩下一个没有中心的自我，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自我。
在失落了精神归属之后，自我麻痹便成了必不可少的继续生存的手段。一个不健全的灵魂根本无法滋生出饱满向上的人生意识，我们可以通过对当代天灰式青年的性爱观的细致考察来进一步探究其人生意识的病态。韩少功先生在其美文《性而上的迷失》中曾总结道：“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的巨大张力中燃烧和舞蹈。‘人性趋上’的时风，经常会造就一些事业成功道德苛严的君子淑女；‘人性趋下’的时风，则会播种众多百无聊赖极欲穷欢的浪子荡妇。”如今这个时代可能正是属于“人性趋下”，性与爱、肉欲与情感已经不再有任何道德伦理上的关联，性差不多已经像纸币一样严重地通货膨胀，变得如同可口可乐般廉价和畅销，青年们在所谓“性解放”的大旗下尽情地透支欲望，消费性趣。对于天灰这样的“网民”而言，泡女人和泡网可以算是体力“耗尽”后的剩余精力的主要倾泄手段。但是当所有刺激欲望的方式，比如看网上“美女”、看“毛片”、多人做爱等，都体验尽之后，这种纵欲式的狂欢节目也就越来越变成一种无聊的麻痹的机械运动，渐渐无任何神秘感、新鲜感与刺激感可言。于是，在世纪末的今天，吸毒、同性恋、虐恋、人妖等“新节目”的大张旗鼓、大行其道，足以证明这场疯狂的纵欲节目正在走向自身的尽头，走向崩溃和毁亡的边缘，意味着这个世界爱的盛夏一晃而过，冬天正在降临。
在道德标准、伦理体系和社会理想的三重断裂下，当代青年的历史意识也已经被悬空搁置。面对仍是一个“问号”的历史，一片陌生虚无的未来，青年们只感到茫然与无所适从。这也许就是拉康所指出的“符号链条的断裂”，即使像天灰这样的知识青年，也根本无法从支离破碎的时代幕布中清醒准确地为自己在历史中定位。眼前的这个世界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既熟悉又陌生，没有意义也没有规则，没有过去亦没有来世。
在小说中，天灰是属于“身不由己型”，而他身边的两个女性青年──勾子与碎碎则分别属于“自我放逐型”和“坚持理想型”。
一开始天灰与以“傍大款”生活的勾子是很合拍的，共同享乐狂欢，一起透支人生，但当所有“节目”过后，天灰便会涌起莫名的失落感，他发现了隐藏在年轻的躯体之后的精神早衰。所以当勾子不断反复这些狂欢“节目”，重复地看“毛片”、要求“做爱”时，倦惫了的天灰终于感到按捺不住，本能地以“导师”的身份向更为堕落的勾子当头喝斥：“这么年轻，就这么糟蹋自己。你还有个人样吗你？”结果已经根本地丧失自省意识的勾子“很吃惊地看着我，睁大眼睛伸手摸摸我的额头，问道：‘你没有发烧吧？我怎么没有人样了？我活得滋润着呢，倒是你，孤魂野鬼一样，一点人样都没有。’”“导师”身份的最终失落，天灰除了要承受一种“失语”的痛苦，更是有一种被抛弃在“此岸”与“彼岸”间不着边际的“失重”的压力。最后的“精神的家园”已然遭到灭顶摧毁，方向感与归属感一并彻底遗落。
而对于碎碎，天灰总是小心翼翼地躲避。由于偶然地一次借着酒劲“一昏头上去来个英雄救美”，天灰意外地赢得碎碎的芳心。但当他面对一位真正纯洁美丽的姑娘时，内心的恐惧与良知交杂，让他无论如何也“潇洒”不起来。“几次忍不住差点做了她”，但终究“生活里就只有这一点美好的了，我怎么能破坏呢？”面对碎碎，天灰的罪恶感、渺小感与自卑感无处躲藏，无数次“我回想一些不堪的往事，打定主意不能让这朵鲜花插在我这堆狗粪上”。然而碎碎却是深深爱着她心目中“老实守本分”的“英雄”天灰，她反复问天灰自己如何才能赢得他的爱。而天灰欲言又止：“我真想告诉她你他妈的别那么优雅那么优越那么优秀就行！你也受受苦，犯犯错，把自己整得一塌糊涂，满心伤痕累累活着就是苟延残喘行尸走肉就行……咱们才能真正坐到一起好好地说说心里话。”在这样一个信仰“真空”的时代里，在虚无主义、极端主义的放浪空气的压抑中，天灰无法彻底改变自己，鼓起勇气去接受美好。最终只能违心又自私地对碎碎说道：“纯洁也是一种贫乏。”
这样破碎的灵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注定得要承受无穷无尽的痛苦煎熬，注定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弃儿”，注定会是一名悲剧性的人物。对比勾子，天灰还不够“洒脱”，浑不像个“人样”；而面对碎碎，天灰又无法“潇洒”，更是觉得一点人样没有。长期处在夹缝中无地彷徨的天灰终于发出了我们这一群“身不由己型”青年的绝望的嘶叫：“我真恨不得就这样死了得了，为什么上帝给了我卑鄙的灵魂又给了我高尚的思想。我他妈的痛苦啊！”
“外痞内正”的自我分裂
进入九十年代，一股文化暗流正在从底层包围精英，传统的话语体系频遭解构与颠覆，以往带有明确贬义的骂人字眼“痞子”现在也竟然成为一种“文化”登堂入室。而且随着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文艺界、影视圈的推波助澜，这种“痞子文化”竟是愈演愈烈，大有取代精英文化而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势。特别是其中的所谓“痞子哲学”，几乎占据了青年们的主要视野，构成了当代青年的处世逻辑──“我是流氓我怕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记得许纪霖先生曾经指出，这种“痞子文化”在中国其实也算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文化的多元成分里头始终有一种破坏力极强的痞子文化，它往往寄生于无正当职业的游士、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中间。在一个社会秩序比较整合，主流文化仍然具有充足的合法性资源时，痞子文化只能作为一种隐而不显的边缘性亚文化而存在。而一旦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整个社会处于道德转型期时，痞子文化就会借助一定的社会边缘群体和知识阶层中的价值迷失状态而浮上表面，甚至泛滥成灾。九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处于那样一个社会转型期，既有的道德伦理体系已经分崩离析，整个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世俗化不断加剧，商品大潮开始冲击着世人的潜伏欲望。人们争先恐后地从体制内部跳出来“下海”冲浪。不知哪位“泳坛高人”为后来者总结出一条下海经验：要具有“四气”──才气、勇气、霸气和匪气。后三“气”综合起来，简而言之便是一个词──“痞子气”！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才识之外，下海者还必须要修炼得一手过硬的痞子气护身，否则必将死于海中，尸骨无收。此言不知吓退过多少跃跃欲试的知识分子，却也同时激励了大量的无产者与小青年拼命修炼“痞子气”，踊跃争当“痞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