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卡夫卡的道路
作者：单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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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晚了，公共汽车上空荡荡的，我一个人正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充溢着莫名的挫伤。我刚刚去找了一个朋友，也许这就是使我心乱的原由吧。实际上，在这座城市，我的朋友并不多，而且自毕业以后，我找到了很多疏远他们的借口。不为别的，我只是想有一个新的开始。
如今，我已经无从确切地想起当初自己为什么选择现在这份职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经历了四年漫长的大学生涯，我渴望真正的生活——有人会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确实，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多么天真而且可笑的念头。但在当时，它的的确确占据了我的头脑。
这念头的萌发应该是在离校前的那些凌乱而寂寞的日子：去向已定，而新的日子尚未来临，从而使得我有一定的闲暇整理自己。我自觉不是一个沉稳的人，更何况在康乐园里又意气风发了几年，这一切对我脾性和思想上所构成的威胁，自己还是心中有数的。四年大学，感觉自己为莫名的欲望裹挟，一直在匆匆向前，无力反顾。我时时感觉自己就像一飘风筝，在时代的薰风中摇摆不定，并且越飞越高。所以我的当务之急需要一个铅坠。而就业就是最好的契机，让我能够沉下去，不至于在狭隘和空洞的幻象里迷失自己。
我那时节对正常的一日三餐的生活怀有一种迫切的渴望，就像在海上漂流的人渴望看见陆地。自己在书本里、文字中摸爬了十几年，却一直没有好好地看看窗外的世界，以至于今天离现实越来越远。努力地往窗外看去，仍只是模糊的影像一片。对现实生活的排拒，既不利于个人的成长，也势将影响写作的深度。长久以来在诗人和实在者之间存在的误解和敌意，在我看来，既不应该，也无必要。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清楚自己身上隐藏的对现实世界的人和事的轻蔑，我决心开始一个有意识的自我改造历程。
还有一个想法我很少提起，那就是，我对自个充满信心：像我们这样聪明，这样具备潜质，又拥有健康的人生观，通过努力，是应该可以一手精神、一手物质地拥抱生活的。把精神和物质的壁垒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打通!这就是当初的一个梦想。我的选择引起了一些惊讶。我的老师慨叹：“真没想到，最有诗意的人去了最没有诗意的地方。”我想老师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应该是微微地摇头的吧。
就这样，我怀着些微的失落，和美好的心愿，认认真真地开始了我的公务生涯。
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中，暗藏着一种极病态的自虐倾向。我们根据前人和自己的臆想，把这世界强行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逻辑。诗人在尘世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失败者的角色，但这不打紧，在精神王国里我们终获补偿，我们和我们的诗歌将一洗耻辱。这种近乎精神胜利法的自欺，只能归结为浪漫主义的遗毒。在开初，这种角色是被迫的，但在后来，诗人开始主动申请这悲剧的角色，装疯卖傻，仿佛失败愈多，挫折愈多，痛苦愈大，最终得到的精神补偿就愈加的大。不是吗，在我们的精神圣殿里，有哪个偶像不是在人间受尽折磨?荷尔德林、凡高、屈原、海子，就连耶酥也是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才完成为人类的救赎。对此，鲁迅曾经有一个绝妙的讽刺：“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绵延不绝的自我欺骗使得我们相信：在一个庸俗和狭隘的世界上，诗人生来就是一个被放逐者，一种格格不入的存在，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地摆脱尘寰的追击。因而，精神上的折磨和自我折磨，对严肃的写作者来说，就成了一道工序，一张精神天国的入场券，几乎是一种等在前头的宿命。
无疑，这种想法使我们的精神混乱，使生活和写作在我们身上遭到可怕的撕裂。而我认为，这种臆症只会把生活弄得更糟。几乎我所有认识的中国诗人，都在或狂躁，或阴沉，或极端自恋的状态下炮制作品，这无疑是危险和有害的。大家在浮躁心态的压力下，急于一鸣惊人，在贫瘠的中国文学高地里留下自己的足迹。这种念头未免太过功利。过分的热衷不仅将自己推向尴尬境地，要命的是，它还会损伤文学本身。中国的作家们更像百米选手，为了奖牌和奖金，咬紧牙关埋头向前冲，可是在我看来，与其把文学比作一场冲刺，或者是一次爆炸，不如说它是一场令人疲惫不堪的马拉松，可能需要我们付出一生的心血和努力。在这场竞赛中，才华是重要的，恒心也是重要的；心智是重要的，写作者的内心和人性的不断完善也是重要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提倡距离，反对将文学当作人生的唯一目的。进一步讲，我更不赞成把写作当作职业，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在它上面倾泻我们所有被世界压抑的古怪念头和在世界上所有的挫败情绪。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使得我开始摸索一条新的道路，同时这也是一条危险的道路。1995年的冬天，在广州，我写下了这样的话：“广州的冬天也很寒冷，有的时候你简直无法拒绝那些暖洋洋的诱惑，无法远离寻找火炉和热汤的行列。”确实，既然我们内心潜伏着那么多蠢蠢欲动的念头，最可能的办法，我以为还是去释放它。一个童男无法拒绝女人的诱惑，而一个乞丐也无法看破金钱。在获得之前的拒绝是可疑的。对年轻人来说，为精神的鼓舞，头脑发热凌空蹈虚，唱起不切实的高调是很常见的病症——还有什么人比年轻人更容易人云亦云呢?我给自个儿设计了这么一种生活方式：每天早上八点至下午六点，笔直地坐在办公室里，和同僚们一起，喝茶、聊天、翻看各种报纸。我努力地说服自己接受并融入这种步调一致的日子，在公文的翻动中，我感觉自己正在向现实的海底沉降。在夜晚，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我阅读和思考，从那些最基本的命题开始，重新审视常识和理所当然，希望可以得出自己的体会和结论。我有意识地把写作延宕，希望激情经过沉淀和发酵，变成更为醇厚和芬芳的琼浆。在内心深处，我更隐藏着一个奢望：我渴望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在我看来，只有苦难才能磨砺人。我甚至于认为，做一个诗人也不应该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而仅仅是一种手段、一个途径，写作仅仅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个性，提升自己的灵魂。在这种远大理想中，“诗人”是一个崇高的荣誉。把一个人视为诗人，已经不是因为他写作，而是因为他的生活，他的一举一动，都已经渗透诗意。一句话，诗人不再是对职业身份的辨识，而是对他所达到境界的一种尊崇。
在那个年纪，我以为生活就是耕耘和收获，只要自己不怕付出，就必定可以一展抱负。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苦难，你来吧，我接受你的挑战!
多么天真!回头看来，这简直是个惨痛的笑话。我就是那个游游荡荡的骑士，一厢情愿地冲向世界这个巨大的风车。但在当时，我极认真地写下了这么一些句子：“压力才能产生美。”“世俗生活，我愿意接受……一方面满足我的入世欲望，另一方面，积累痛苦，如同积累财富。”
今夜，当我满怀失败的情绪，在灯下写这篇文章，重新摆在面前的这些文字，正仿佛对我的讽刺。我那时候是太年轻了，年轻到相信奇迹，相信幻想。我甚至把世界当成了银行，以为它会替我们保存努力，并慷慨地付给利息。
不用很久，我就意识到自己的荒谬。毕竟，生活和写作是两回事，正如理想和现实、物质和精神，尽管相互间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终究不是一回事。白天我拼命地压抑内心翻涌的灵感，以及对现实环境的不满，这使我几乎筋疲力尽。于是在夜晚，坐在窗前，我得花好大力气才能从现实的泥浆里挣脱出来，转换成另一种状态——我所期望的状态。对于那些缺乏相似经历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难以言明的暗伤。整整两年，我一直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往返奔波，疲于奔命。显然，公务生涯和自己的理想之间存在的差距，不是个人的努力可以填平的。我于是感到撕裂，生活的撕裂带来精神的撕裂，这种痛楚只能体会，无法表达。如同一个走钢丝的艺人，仅在紧张的张力中小心翼翼地生存。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危险始终存在，并且越来越明显——他必须皈依其中任何一方 ，否则就可能在别人的嘘声里一脚踏空，跌得粉身碎骨。那些日子，坐在窗前，随着夜色的不断加深，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冷，越来越苍老，并且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的悲凉所裹挟。我终得承认：“在现实和作为叛逃手段的写作之间保持内心的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对于我们这些情感脆弱欲望强烈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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