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
作者：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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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的国家政策，当然是推动市场经济的现实必须，但如何“富”，却有诸多选择殊异。与其说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稳定、富足的中产阶级社群，倒不如说，在所有制转换过程中（将计划经济的国家资产转化为企业、乃至个人资本），在泡沫经济的奇观内，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个不无怪诞而洋洋自得的新富群体；与此相伴生的，不仅是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中必然出现的另一部分人绝对生活水准的下降；而且是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所经历的体制转轨中，数量颇巨的失业、下岗工人，以及在中国都市化、非农化过程中，涌入城市的“打工族”已形成弱势群体。尽管相对于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消费水准的平均值大大提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触目惊心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在被热闹非凡的消费风景遮蔽。1996年11月，登载在《北京青年报》上的一则消息堪为一例。有趣的是，这是一则讨论广告方式是否得当的文章，题为《浙江一条广告惹众怒》。文章报道浙江一家服装公司为“树立企业形象”打出了一条广告，曰：“50万元能买几套海德绅西服？”答案是10套。因为这是用进口高档面料，嵌宝石的纯金纽扣制作而成的豪华服装，定价分别为6.8万、4.8万及2万。报道云，这则广告大犯众怒，并特别引证了一则钢铁厂青年工人的来信：“我在炼钢炉边已战斗了五个春秋，流了多少汗水，留了多少伤疤，你是无法想象的。这本是我的骄傲和自豪，但我现在感到很可悲，因为我五年的劳动所得，还不够买你公司的一套西服……”因众怒难犯，该公司“向消费者致歉”：“我们忽视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容易误导消费者，助长高消费，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同一篇报道提及：“据悉，这10套豪华西服目前已有9套被人买走或订购。据称这9 个买主绝大部分是生意人和建筑业主。”这篇关于一则“失败”（？）的广告报道，固然涉及了商品社会游戏规则的讨论；但它显然在有意无意间展露了无差异的消费图景背后日渐尖锐的阶级现实；而且于不期然处，触及了并置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触及了转型期中国的身份政治与身份危机。
在这种不期然的，或曰“化装”形式之下，贫富分化的现实绝少被提及，即使不得不涉及，也决不使用“阶级”字样。事实上，这或许是九十年代中国最为典型的、葛兰西所谓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与“文化霸权”的实践。历经八十年代的文化实践及其非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构造，“告别革命”成为九十年代很多人的一种社会共识。与“革命”同时遭到放逐的，是有关阶级、平等的观念及其讨论。革命、社会平等的理想及其实践，被简单地等同于谎言、灾难，甚至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作为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奇观之一，是除却少数有名无实的官样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批判的立场，不仅事实上成了文化的缺席者，而且公开或半公开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公敌”。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经济规律”、“公平竞争”、“呼唤强者”、“社会进步”。因此，在1993—1995年间，陡然迸发、释放出的物欲与拜金狂热，不仅必然携带着社会性生存与身份焦虑，而且在对激增的欲望指数、生存压力的表达中混杂着无名的敌意与仇恨。似乎指认阶级、探讨平等，便意味着拒绝改革开放，要求历史“倒退”；便意味着拒绝“民主”，侵犯“自由”。甚至最朴素的社会平等理想亦被拒绝或改写——售房广告云：“东环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人杰俱欢颜”；对照一下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便一切尽在不言之中（7）。于是，尽管不可见的社会分化现实触目可观，比比皆是；但它作为一个匿名的事实，却隐身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说，那份巨大而无名的敌意必须得到发露；那么，人们宁肯赋予它别一指认与称谓，人们宁愿接受它来自某个外在的敌人，而非内在威胁。因此，1996年，中国文化舞台上引人注目的演出：民族主义的快速升温（以《中国可以说不》为肇始），尽管无疑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成因，但成功地命名并转移了充塞着中国社会的“无名仇恨”——这显然是其深刻而内在的动因之一。1996年以后，极为有限的出现在传媒之中的关于资方残酷剥削、虐待工人的报道，也都无例外地涉及“外商”的恶行，社会内部阶级矛盾便被成功地转换为民族（至少是地域）冲突。
对现实的“修辞”
1997年夏，袭击北京的百年未遇的酷暑，最初以持续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似乎使消费景观颇为热烈：各类品牌的空调机销售一空；但继而是不堪重负的城市供电系统频频断电；显露而出的，并非“后现代”的逍遥惬意，相反是一份第三世界的生存处境。更为有趣的，“国际接轨”的“广场”上出现了异样风景：每晚“七点一过”，商场内便水泄不通，附近居民“穿着拖鞋、睡衣，摇着扇子，拿着板凳”，“一家子一家子”地来到商场。来者不仅并非奢华的购物者，甚至不是来“逛商场”；他们仅仅是来“分享”商场内充足的冷气——那无疑是消费不起空调的下层市民。事实上，如果说消费主义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最有力的书写之手；那么也正是消费的可能与方式清晰地划定了不同阶级、阶层的活动空间。比“广场”更为普遍而火爆的，是建筑在居民区之内的“仓储式商店”和形形色色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果说在发达国家，所谓“仓储式商店”原本与郊区别墅、高速公路、私人轿车相伴生；那么，在这里，它却是廉价便民商店的代名词。于是，提着沉重的购物袋步行或搭乘公共汽车的购物者便成为中国都市人流中的别一点缀。而尽管人人皆知所谓“小商品批发市场”是种种假冒乃至伪劣产品的集散地，但它极为低廉的价格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群。在“正常”情况下，市内“仓储式商店”与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消费者并不光顾“广场”一类的“购物天堂”，至少绝非那里的常客。只是不期而至的酷暑颠覆了这井然有序的社会层次。
不仅如此。伴随着“大、中型企业的转轨”，企业破产、兼并及其它重大经济问题使得失业、下岗人数持续增长，而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确乎使部分失业、下岗工人面临着生存困境；而在社会主义“单位制”（生老病死有依靠，而绝无失业之虞）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确乎完全缺乏应对类似变迁的心理机制。于是，这庞大的、并且在继续增长着的无业大军，不仅成为九十年代中国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在多方面成了难于彻底消除的隐患。犹如被撕裂的迷人景象，这一严酷的社会事实开始不“和谐”地出现在豪华生活、优雅趣味所充满的大众传媒之上。在不无“忧虑”的“中国大学生高消费”的讨论之畔，是关于呼吁救助衣食不全的高校“特困生”的报道；在关于“富裕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亚洲新一代”（他们青春期反抗的语言是：“他们老以为我还是吃麦当劳的年龄！我已经该吃必胜客了！”）的写真近旁，是“希望工程”失学儿童令人心碎的故事。甚至在同一版面，平行的位置，刊载着《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都市居民消费信心在上升》和《再就业为何这样难——来自北京市下岗女工的调查报告》（8）。
然而，这凸现而出的阶级事实，并未真正使中国知识界动容。迄今为止，除极少数人文、社会学者之外，中国知识界始终鲜有人真正面对现实发言。这与其说是出自某种政治的禁忌和文化的误区，不如说它确乎出自某种拒绝反思、“告别革命”的立场选择。如果说，八十年代对类似现实的修辞，即改革的“阵痛”、历史的“代价”与进步的“过程”等等，已不足以有效地阐释/遮蔽这突出的社会困境；那么，九十年代新的修辞方式则是更加冷漠而脆弱的。1996年以降，开始频频出现在传媒之上的、关于失业/下岗工人的报导、讨论，连篇累牍地将再就业的困境解释为失业者自身的“观念转变”问题、“素质”问题、“缺乏专业技能”问题。类似讨论，全然无视原有体制的问题（首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席），无视很多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公朝向经济与文化的社会底层的坠落，无视在失业/再就业过程中，公然而赤裸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或许可以说，正是类似讨论实践着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过程，它不仅潜在地将失业工人指认为“公平竞争”中“合理的劣汰者”；而且将他们无法成功地再就业的事实，不作具体分析地完全归之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失业/下岗工人确实在城市内部为迅速进入的跨国资本和中国的“新富群”提供了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那么他们可能面临的低廉工资、高强度劳动，及权益与福利难获保障的现实也正在遭到很多知识精英的忽视。更为荒诞的是，普通工人，一经下岗并“转变观念”，便抓住了“机遇”，陡然“劳动”致富——在众多这些夸张的故事里，失业/下岗竟然成了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