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穷人、小国与我的文学
作者：若泽·萨拉马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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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的小说把我们带到很多不同的世界，我们在这些世界里遇到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真真假假的人物。你的叙述充满着君主、诗人、牧师、艺术家、音乐家、专业阶层、工人和农民。然而，归根结底，在你眼中，就像在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作家眼中，“穷人是社会中坚”。我指的是“精神上同情穷人的人”，而不是指那些仅仅是物质上匮乏的穷人。
萨：我觉得在这点上，马尔克斯和索尔仁尼琴的态度是不同的。我甚至觉得，他们所指的是很不同的事情：马尔克斯会在他的人物中寻找原始和永恒不变的纯真；索尔仁尼琴在确立了一张无可改变的恶和罪的清单之后，则会把这种纯真归还给那些已完全失去纯真的人。至于我，我生来就是穷人而不是富人，我想做的是证明最严重的浪费不是消费产品，而是简单的人性：数以百万计的人类在历史的脚下受到践踏，数以亿计的人民除了生命本身之外，一无所有，而生命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用处，可他们却饱受其他人剥削，那些聪明人、强者、有权势者。
问：看葡萄牙的时运，从强大的帝国变成一个力量渐衰和影响渐微的国家，似乎你并不那么哀叹她在政治上失去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反而是哀叹失去民族身份的危险。
萨：欧洲这个共同市场是一个拥有大大小小股东的控制公司。权力落在富国手上，小国别无选择，只能遵守和完成各项事实上是由大国决定的政策，尽管表面上是民主的。今天，是有钱说了算。“世界七大富国”最近的会议在我看来，简直下流；更加可恶的是，它竟是在一场为了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个理想而在世界各地发起的革命的纪念活动期间举行的，而这场革命现在已差不多变成可悲的笑柄。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我国百分之七十的造林区将用于栽种尤加利树，不是因为葡萄牙人想栽种，而是因为欧共体颁布这样的法令。
问：葡萄牙在你的作品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的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她的人民和他们的愿望，都被你热情地关注。
萨：如果我是北美人、俄罗斯人或英国人，或德国人或法国人，也许我会为我们的国富民强而感到骄傲，即使我没有从这富强之中得到任何好处或益处。作为葡萄牙人，现在为葡萄牙曾经有过的力量和影响而骄傲，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是：超民族、主权限制、各式各样的非文化。我愿望至少保留我的异议，因为，坦白地说，如果世界和欧洲对我是谁(我，葡萄牙人；我们，葡萄牙人)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对成为一个世界公民甚至成为一个欧洲人特别感兴趣。
问：你在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88年12月)的文章《一个漂移的国家》中，有一句话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每种罪行都是假爱国主义之名犯下的。”这种谴责不可避免地与你公开对欧洲中心论表示不信任有关。
萨：我想这些话是不言自明的。当你以“祖国”正处于危难关头——尽管事实上受到威胁的是那些直接或间接掌权的人的个人利益——为借口，让数千或数百万人去送死，这就是假爱国主义之名犯罪。去送死的人们以为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受骗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指责任何试图向他们说出真相的人是不爱国的。
问：你对葡萄牙及其人民的亲切描写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几乎要相信“小的确实是美的”!
萨：小的不是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小。如果它能享受公平和快乐，那就是美的。但事实上小国不能像大国那样几乎总是雄心勃勃。一个小国，花了很大力气，也只能希望更接近于达到快乐和公平。最糟糕的是，世界上有很多小国既被剥夺了公平，又被剥夺了快乐。
世界的新文盲化危机
问：你的作品受谁的影响最大?
萨：说起来可能会有妄自尊大之嫌，不过我并不觉得我的作品受到谁的明显影响，除了可能与十七世纪的葡萄牙作家有些相似。
问：有哪些作家与你的性情和观点有相似之处?
萨：果戈理、蒙田、塞万提斯，他们全都是悲观主义者；还有帕德雷·安东尼奥·维埃拉(十七世纪葡萄牙散文家和外交家)，他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问：你在给英国广播公司撰写的电视节目中，曾表示很担忧现时的文化水平。你能不能详细谈谈你所看到的这种危机?
萨：我怀疑这个问题不局限于葡萄牙。世界上的文盲数目正在增加。在当今这个时代，存在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曾接受读写教育，却因为没有继续读继续写下去，最后实际上变成大多数文盲。这种情况可能正好合乎那些超级大国的利益，无论它们在哪里，因为它们维持和扩大他们的主导地位所需的，就是依赖少数高度专业化群体的服务，后者垄断技术和资源，可以拥有一种全球性的视野，而没有全球性视野就谈不上战术，更不要说战略。
问：近年来，涌现一批很有才能的葡萄牙作家。你们的伟大诗人佩索阿的百年诞辰纪念，引起世界各地的兴趣，这也许对近年葡萄牙文学受到更大关注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国外这种突如其来的兴趣，也许还有其他理由?
萨：无可否认，佩索阿对近年葡萄牙文学在国外受注目产生了影响并将继续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想象一切都开始并结束于佩索阿，那将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佩索阿以后的葡萄牙作家已达到了因佩索阿的写作而引起的期望。换句话说，虽然没有任何葡萄牙作家追求佩索阿那种伟大，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外面的世界看来，却是值得注意的。此外，一些国家的文学创作遇到某种危机，可能也与这种对边缘文学的小小发现有关：沟通工具的工作方式并不是物理学的世界所独有的。
问：我怀疑，哪怕是你自己，也会对你的小说在国外引起越来越大的兴趣感到意外。例如，你的小说《修道院纪事》很快就要被译成二十五种不同的语言了。
萨：坦白说，我不知道。有一天，我跟德国出版人交谈，我问他为什么会对一位迄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人知晓的作者的书发生兴趣，况且这个作者是来自一个其文学实际上被欧洲其他国家所忽略的遥远小国。他解释说，他要找一些不落俗套的小说来出版，而他觉得我的小说就是他要找的。我只能向你提供这种无论是真是假、但并不属于我的解释。
问：你最新的小说《里斯本围困史》似乎与你的其他小说同样成功。你还在写作别的什么小说么?
萨：我下一部小说的题目叫作《耶稣基督的福音》，其他就让读者去想象了。
(原载英国《诗国评论》(PN Review)第七十二期，1989年。提问者为乔瓦尼·庞蒂耶罗。中文编者略有删节。)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现居香港。著有诗集《十年诗选》、《世界的隐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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