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穷人、小国与我的文学
作者：若泽·萨拉马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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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然 译
若泽·萨拉马戈(Jose Saramago)，1922年生，葡萄牙作家，共产党员，获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小说《修道院纪事》、《从地面站起来》等及剧本、诗歌多种。
问：萨拉马戈先生，对于你这种地位和产量的作家来说，你很晚才出版重要小说。在你的长篇小说《从地面站起来》于1980年出版之前，你有其他零散的作品面世吗?
萨：除了1947年我年仅二十五岁时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是一部长篇小说，我现在并没有把它列入我的著作中——之外，我的文学活动开始于1966年，当年我出版了一本诗集《可能之诗》。但是到1980年，我已出版另九本书(两本诗集、两本纪实作品、两本政论、一本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个剧本)。我确实在很晚才开始写作，但是如果从我第一部较重要的长篇小说算起，其实并不像你想象中那么晚。
问：你能否谈谈你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初发展?
萨：青少年之间的谈话是生命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谈话中对朋友们说，我想成为一个作家。那时我所写的东西全是些感伤滥情和戏剧性的诗作，是那种年龄的青年人会写的典型诗歌。对我未来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恐怕是我很早就喜欢阅读。
问：你的重要小说，就规模、主题的丰富性、意念和联想的繁复而言，似乎把我们带回古典小说的传统。
萨：这可能过奖了，而我肯定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因为这未免有自以为是和自我吹嘘之嫌。不过，对我来说，小说确实与某种宽度和广度分不开，有点像一个小宇宙，它扩展并开始收集和吸纳它所遇到的所有漂游的“天体”，有时候会冲突，但最终都可以融洽。从这个观点看，就我对小说的理解和实践而言，小说应该总是倾向于“过度”。如此说来，则“过度”这个字，至少在原则上来说，是与“古典”不相容的，除非你拿出另外的事实证明：“古典”小说一般而言是“过度”的……
问：你的书都非常有趣，但也要求读者有一定的知识和好奇。
萨：我很高兴知道我的小说可令读者思索。至于我自己，我写小说的时候是想得很多的。我尽可能想得深入和清楚。如果读者不能在我同时提供的有趣叙述中发现另一些东西，我会感到失望。如果有趣本身有其价值的话，以故事作为反省的手段，这价值就会大大加强。
问：你做过各种职业，技工、技术设计员、文学和新闻记者，然后变成专业作家。这些职业对你成为作家有何影响?
萨：我不觉得我的各种职业活动对我成为作家有什么帮助。它们显然有助于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有些可能辨认得出，有些就记不清楚了。谁知道呢，也许仅仅是一个小孩坐在河边望着河水流逝。那个小孩有朝一日变成作家，却不知道缘由。
问：你曾提到“叙述者的客观性是一种现代技巧”。能不能请你谈一谈这个概念，并依你自己的喜好举出一个非客观性的例子?
萨：我不会把它称为一个概念，而只是作者在认同叙述者并且往往慎重地选择自己的位置时所采取的态度的方式。我反对当今一种很流行的看法，也即认为有一个缺席的、不偏不倚的客观叙述者，把自己局限于仅仅留下一些印象而他本人不对这些印象作出反应。
问：作为小说家，你的技巧是很特别的。一方面，你显然喜欢节约：标点符号减至逗号和句号，没有破折号、冒号、分号、疑问号或感叹号。你很少使用连词“和”、“或”、“但”。另一方面，你又流露出对巴罗克结构、迂回曲折的夸张文体和奢华的对称排列的偏爱。
萨：我目前的技巧(我宁愿使用风格这个词)的所有特色似乎都来自一个基本原则，也即任何说出的都是为了被听到。我只想说，我写作时，我把自己视为一个口头叙述者，我写下的文字不仅希望被阅读，还希望被听到。不是吗，口头叙述者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他讲话就像在作曲并使用与音乐相同的元素：声音和停顿，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我所认同的这些倾向(巴罗克结构、迂回曲折的文体和对称的排列)，我认为都是源自某种把口头论述作为音乐来接受的想法。我甚至觉得，今天口语论述中那种无组织和零散式的本质，与现代音乐中的“简约主义”表达，也许不只是巧合那么简单。
小说的模糊与宗教感
问：比较我作为一位译者紧密参与其中的三部重要小说，《修道院纪事》、《里卡尔多·雷斯死去那年》和《石筏》各自别开生面，这里有没有某种你自己认为是重要的共同点?
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既然有那么多人说，可能也就有一定的道理)认为作者是最没资格对他所写的东西作出解释的人，认为促使他写作的动机是一回事，最终的结果是另一回事。而所谓的动机(作者几乎总是坚决为这些动机辩护，宣称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最后都变成次要的。因为潜意识的、不可预知的、引起愉悦的东西出现了，他通过它们表达他深藏的欲望。我应在这种也许未实现的动机的领域里寻找这个共同点：试图调和两种对立——同情心与激进的怀疑主义。
问：马尔克斯曾经说过，每个作者，无论如何多产，事实上都是在写同一本书。接着他又继续说，他的书是孤独之书。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你如何概括你自己那些书?
萨：我相信，作者们写作，非常简单地说，是因为我们不想死。因此，我会说，我们坚持写的书，无论是一部当多部或是多部当一部，都是留存之书。不用说，我们是在打一场败仗：没什么留存下来。
问：博尔赫斯给我们留下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名言，他宣称：“任何伟大或持久的书，都必须是模糊的。”我觉得你的小说中贯穿着一股模糊的强大潜流。
萨：一些著名作家的警句往往让我感到有点不是味道。脱离上下文，将它们与整体作品割裂开来，就变得有点爱争辩和吓唬人，也有点令我们自己的思想麻木起来。在一本书中，模糊如果不是缺陷，也不应被视同美德，竟然成了具有持久价值的条件。我看事情要简单得多：作
者模糊是作品模糊的成因。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模糊真的是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某种固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应该探讨其他因素，才决定一本书是不是重要的。
问：在你的小说中，都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审视性和宗教。但我想请你就你对超自然力量的兴趣、奇异、神秘的事物的兴趣，更具体地谈谈你的看法；一位批评家甚至讲到你作品中的神秘主义。
萨：超自然、奇异、神秘的事物，恰恰是我忽略的事物。有一天超自然会变成自然，奇异的会变得触手可摸，神秘的会停止存在。这个问题只存在于我与我所拥有的知识之间，而从这个角度看，我用以写作的电脑每每令我觉得吃惊，简直像来世一样高深莫测。我不是神秘主义者。如果我大谈宗教，那是因为它存在着，最重要的是，因为它制约并且仍在制约着我的道德存在。但是作为一位无神论者，我总是说我们要有一定的宗教感，才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无神论者。
关于穷人与小国的文学
问：作家和批评家欧文·豪称你是“反讽的行家”。无疑，在你的写作中，有一条强烈的讽刺脉络。我怀疑你是否真的喜欢挑衅，尤其是在涉及到政客和财阀的时候。
萨：反讽嘛，说句实话，相对于权力及其滥用，是一种很可怜的保护，无论这权力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宗教的等等。上世纪一位伟大的葡萄牙小说家埃萨·德凯罗斯曾经写道，要推翻一个制度，有一个办法，就是绕着它哈哈大笑走三圈。我不那么乐观。反讽有点像你晚上走路穿过墓场时吹口哨：我们以为我们有了那么一点儿人类的声音，拙劣地掩饰恐惧，就可以忽视死亡。反过来说也没错：如果我们连反讽的能力也没有，那我们也就失去任何抵抗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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