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
作者：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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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理解，一位文学家或文学评论家，会很容易想象一个超越了所有现实可能性的乌托邦世界，并且进一步，站在想象的世界里批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不是吗？自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我们常常不加思考就提出要“超越某某二分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传统——现代，发展——落后，是——非，善——恶……），因为我们对语言的遮蔽作用，对任何一个名词或概念的“普遍主义”倾向（帝国主义，宏伟叙事，在场，中心……）深恶痛绝，对我们心里想表达出来却饱受这外在的“规范”压迫的个人感受和个体性充满同情的理解。
可是逻辑的力量，不论我们多么讨厌“逻各斯中心主义”，都要对我们发生作用。例如，真正要超越语言上的“两分法”，我们就只有陷入“失语”状态。任何“可名之名”都不是我们想要说的。因此真正的“思”的勇气表现在明知其不可说却偏要说，其不可限定却不得不限定，其不可理解却必须理解。
逻辑的力量表现在现实世界里就是事物展开其自身的“过程”。我们当然希望自由，却不得不从“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过渡。无视“过渡”而谈论自由者，“侈谈”自由也！试问没有积累现代工业的知识（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态），我们如何跳跃到“后福特生产方式”里呢？没有“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泉的充分涌流”，我们可以取消分工从而彻底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先天的和后天的）所产生的压迫关系吗？没有千百万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和工人对分工造成的异化（压迫关系）的忍受，我们高尚的灵魂能不为明天无着的面包所困，不为秋风破屋所扰，不为疲于奔命所扼杀了我们灵魂的高尚？经济学固然庸俗，但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逻辑：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不要“分工状态”带来的异化吗？那么你只好接受“前分工状态”的异化。我们常从“文化研究”的立场来赞颂“野蛮人”的高尚，其实我很怀疑“野蛮人”是否认为我们“饱汉不知饿汉饥”。
“过程”既然无法避免，自由，平等，正义，博爱，友情……所有这些对我有价值的东西，就不可能同时获得，所以我才必须把一切美好事物加以排序。如前述，我觉得“自由”对我而言具有最高的价值，其次才是“平等”，以及其它的不作为“公平”的“正义”。或许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把“友情”放在“平等”之上？总之，自由之下的其它价值的序列是可以因人而异的。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过我一开始写的“脚踏实地的叙说”，你会同意，按照我的叙说，没有谁会把“自由”排在任何其它价值之下。我愿意宣称：对人类而言，“自由”是不可超越的；如果不是因为在“自由主义”这个语词下已经装了太多各色各样的“主义”和特殊的“立场”，我宁可把凡是意识到自己是“人”的人都叫作“自主主义者”。
我的那些骨子里其实是自由主义却发出上述那些骇人的批判自由主义的议论的朋友们，当大多数人宁可在现代市场里生活也不愿意在野蛮丛林里生活的时候，我们尽可以批判说：那是市场经济的“无形统治”代替了大自然的“必然律”的统治，我们当然有“说”的自由（除非我们的道德意识出于对我们叙说的后果负责阻止我们“说”），不过我们却没有自由从“说”延伸出去，用行动（例如“文化革命”）来迫使“他们”进入“我们”的乌托邦世界。华伦斯坦的伟大，在于他揭露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是如何对边缘地区实行剥削的。格瓦拉的伟大，在于他以暴力的语言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不论怎样，从“暴力的语言”到“语言的暴力”总是一种进步，而从劝说进入暴力总是一种退步。我不希望看到我的朋友们对这一“进步/退步”两分法范畴的“超越”；我不得不担心，当我们去年鼓吹华伦斯坦今年鼓吹格瓦拉的时候，明年会发生什么。
在“语言的暴力”当中，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未注意到哈耶克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也算是一种暴力吧。例如我自己就写过《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在《公共论丛》上分三次连载。其中不仅讨论了哈耶克对“道德中性”的经济学的批评，而且第三部分讨论了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内在紧张。深思熟虑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比他的任何批判者更清楚“自由”的限度。
“语言的暴力”还包括，向人们提出类似“在自由主义胜利的地方，民主为何失败？”这样的问题。难道在自由主义还不被允许的地方，民主更加充分吗？我常常在批判社会的同时对“批判主义者”表示高度怀疑：如果你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如果你必须使用语言进行批判，如果语言总是赋予语言的使用者“指称”的权力，那么你何以面对福柯对你的批判呢？
我在批评崔之元先生鼓吹的“乌托邦教条”时几次写过这样的话：在地狱的入口处，需要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我愿意以类似的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语：在人类争取自由的过程中，需要的是承认我们所处的和将要进入的状态为“不自由状态”的勇气，并且始终注视那犹如天上星辰般崇高的自由王国。
汪丁丁，经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永远的徘徊》、《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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