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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
作者：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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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不想谈这个题目，“自由”被谈论得太多，说明它被我们实践得太少。在世界走向“千年之变”的最后这两年里，不知为什么，“自由”开始受到批判，甚至大有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之势。或许是衣食太过，才有这些不着边际的浮夸空论？或许真应了“我死之后，右派翻天……文化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才有由“人道”而“真理”而“失语”而拍案而起指斥市场经济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共谋”？或许出生太晚，错失了英雄年代，才要从平庸中爆发，对父兄造反？
我要自由，这理由再简单不过。首先因为我有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它要呼吸，它要搏动，它要探寻周围的世界，它不乐意被外力剥夺了生的权利。其次，我的呼吸，我的搏动，我的探寻，使我有了意识和思想，我的思想让我明白这呼吸，这搏动，这探寻，都属于“我”从而我有占据这片空间的要求，我不乐意被外力剥夺了我占据这片空间的权利。最后，我的呼吸、搏动、探寻和思想，必须从外界汲取能量才可以维持，所以我要求相应的经济权利和文化空间。这些要求若能被满足，我就有了初步的“自由”。任何外力，若要剥夺我拥有的这点儿自由，不论以何种高尚或革命的名义，都将遭遇“我”的反抗。
推己及人，“我”知道别人也要求上述那有限的各自的自由空间，别人也会反抗对他们各自那点儿自由的剥夺。所以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人都先是一个“个人”，个人不是抽象的不占据空间的“点”，个人是基于呼吸、搏动、探寻和思想自由的一个生命过程，它不能被并入别一个生命过程，它“存在”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于是“我”知道了“我们”当中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意义，由此“我”可以理解对“我们”而言“公正”的意义。
上述的叙说，我称为“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因为它只是我一直以来并且延伸至未来的关于自由的叙说的一小段，还因为它是基于对我所理解的每一个人的起码现实世界所发的议论。凭了这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我就不至于被我周围高深莫测的关于“自由”与“民主”的上百种议论迷惑得不知所措。
例如有人说“民主”是比“自由”更加重要的东西，还说“大民主”更合乎中国的国情。这让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想起那个时代不堪忍受地被剥夺了的种种“我”的个人自由。对我而言，自由具有最高价值，我不打算把“民主”、“公正”、“平等”或任何其它美好观念与我个人的自由对立起来。
对付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的好办法就是让它“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现在要脚踏实地回应我的一位尊敬的朋友对自由主义者的批评。这位朋友觉得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叫作“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了，根据这样一种对局势的基本判断，知识分子的基本任务便从反抗传统的压迫转换到了反抗市场的压迫。为了郑重其事，我必须引述这位朋友的许多高论。他觉得，在市场经济里，自由往往意味着“做奴隶的自由”，他说：“……与此相应，自由仅仅被理解为‘所有人遵循自愿的原则’这种现代公司和市场的组织原则，人权也被仅仅理解为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但是当我们说自由就是自愿时，不能不面对所谓‘自愿做奴隶的自由’——正如崔之元先生最近所指出的，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这种‘自愿做奴隶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等——把人当成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动物，就是一个我们对待他人和自我确认的最基本人权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我们有权拒绝现代公司和市场的组织原则，如果那是奴隶市场的话。所谓成员‘自愿’的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通过这种无人统治使自愿做奴隶的原则。这种统治形式是卡夫卡、布尔加科夫和鲁迅最为关注的对象。……‘无人统治’其实是借助经验、习惯和‘利益一致性’的统治。在它背后是现代性的策略转化：暴力征服变为‘管理革命’，理性统治和统一性变为习惯和利益的同一性。捍卫某种理念的教条变为‘捍卫过日子’的口号。在功利自由主义成为‘公理’的时代人们‘自愿’接受‘合理的’剥削”（引自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地位》，《战略与管理》1998年5期）。
我这位热血沸腾的朋友在另一篇宏章巨制中写了更多的这类痴语：“……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统治形式，而是‘自由的象征’，……今天主张补古典自由主义课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更多地是在重复哈耶克的新右派理论，但是在当代中国，几乎没有人注意哈耶克对‘经济人’的批判，没有人注意哈耶克理论的困境，……市场的少数人专制的状况有制约能力吗？哈耶克起码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只有广大人民对政治事务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只有保证公民权和国家政治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制约少数人专制。这个问题是哈耶克不愿面对的。……自由主义近二十年的得势既不是因为它独立于政治也不是因为它创造了最好的政治模式。自由主义的得势是因为它为右派政治提供了摆脱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理论借口。这一政治合法性危机是指：现代国家的‘公共性’名义和它实际上的‘资产阶级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实质之间的矛盾。……西方世界的里根，撒切尔政权正是利用了福利国家制度出现的问题，借助右派自由主义的思想，建立起右派资产阶级的强权政治。”“当代‘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更多地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一边，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沉浮中的一般选择，……在这种虚伪的姿态背后，暴露出的是知识分子主流的合法性危机，是作为‘公意’和公共性的天平的倾覆——由于这个天平的倾覆，很多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精神已经在事实上，从内部崩溃和破产了”（引自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1998年5期）。
这些似是而非的叙说让我想起列宁说过的话：“越出真理半步就是谎言。”真理是由希腊人和中国老百姓直觉上认同的“中庸之道”来表述的，不论你的叙说是基于多么正确的理由，一旦你越出这个理由得以成立的那个“度”，你就没有多少道了。按照这位朋友的逻辑，似乎世界上生活过得最好的那些社会的选民们全都中了右派政治家的奸计了，似乎整个世界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十年里陷入了右派政治家的大阴谋。这真像“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并且如果我们相信了这套话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也会服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
还是让我回到脚踏实地的叙说吧。上面说过，我理解的自由首先是每个人的生命权利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必要的空间权利包括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思想活动的空间及文化创造的权利。现在我希望说明的是，尽管我在许多地方反复说明过了（参见《读书》1995年3月，7月，12月，1996年4月，11月我的文章），我们自由空间的扩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是凭了我们的“后现代”的想象力就超越得了的。
我们必须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并且容忍由“交换”所产生的人的异化，否则我们的生命不可能获得充分的活动空间。而为了组织分工，我们必须容忍一些能够行使企业家职能的人获取利润，并且由于我们的世界充满着（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相应地，承担着应付这些不确定性的职能的企业家们所承担的损失和利润可能非常巨大。同样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类能力先天的不同质，社会无法预先知道任何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里最合适的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企业家才能的位置，所以社会只有预先抽象地、人人平等地承认每个人对其个人努力所创造的财富的“财产权利”，从而当机会敲门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发挥出潜在的企业家能力。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容忍”都会不可避免地，每日每时地产生着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经济学家，我何尝不知道这些道理并且又何尝不时刻被这些道理所逼迫呢（参见我写的大量关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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