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闲话从影生涯

作者：刘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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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初，夷牧先生的妻子王岱平去世了(当时夷牧已卸厂长之任数年)。九年前在福影厂初识岱平，那年她三十九岁，是福影厂文学部的责任编辑。因癌症初发动过大手术，岱平显得很憔悴，削薄的肩胛撑着件厚毛衣，表情漠然，语调平淡，很难亲近的样子。为汇报工作，我经常出入夷牧家，和岱平渐渐地熟起来，也就习惯了接受她的挽留，间或与他们一家人共进晚餐。掌灯时分，玻璃窗上有水雾，窗外是微冷的蓝色，岱平的身影迟缓地在厨房里移动……晚餐后我们闲聊，岱平听我说话的时候总是专注地看着我。过后(也许是几天后)她会自言自语般地重复我说过的某一句话，语调依然平淡，眼睛却看着别处浅浅地笑……与岱平心许的相知，悄然渗入我的生命。《远洋轶事》之后，我们又见了一面，也通过信。从1988年开始，我断了与他们夫妇的一切联系。因为自己生活得太糟，事业也几乎成了不可能，我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1993年春天，我偶尔得到了岱平家的电话号码，拨那个号码的时候，我才知道五年来自己真是太想他们……我很快收到了岱平长长的信，信中说：“夷牧知道你一直记得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反反复复地念叨。仅仅一个记得，他就那么满足，以后你要经常让他知道……”为了岱平的叮咛，我的回信圈了又圈，改了又改(我觉得自己是岱平的同谋)。因为岱平、夷牧深谙文字灵韵，我认真地写每个句子，又不敢一任思念和感激“像决堤的洪水”，因为我的朋友已在知天命的年龄段上……结果是：这封改了又改的信在我的行囊里整整装了七个月。1993年年底，我把这封信交到岱平手里，她躺在病榻上，摸着信封说：“你走了我再看信，你再住两天，我们好好说话，等你走了我看信，又能高兴几天……”临别时，她告诉我：“苗苗，昨天晚上我看了信，我忍不住。你别难过了，比寄出来要好得多……”岱平的父亲王亚南先生是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著名学者、教育家。岱平临终前把她的剧本《中国学者》交给了我，这个剧本是她父亲的传记。我明白，接下剧本也许是捧回了永远的愧疚。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我失信了，那就让失信的折磨永远伴随我，让我终身不得狂妄轻薄，也许这正是远去的岱平留给我的至深至美的情意。知道岱平走的那天，我正在新影厂的剪辑室里工作。新影厂昏暗的楼道颇似当年拍《远洋轶事》时尚在建设中的福影厂，一样的寒伧和清冷。我做夜班的时候，岱平到剪辑室来，一手牵着年幼的儿子，一手端着旧茶缸。茶缸里是她为我煮的莲子粥。那时岱平是厂长夫人，无论那个厂多么小，多么穷，她也是厂长夫人。虽然我梦想有一天能在世界上最漂亮的剪辑室里工作，我却更想要岱平和她的旧茶缸。我可以没有足够的钱拍电影，但是，如果命运不再给我像岱平这样的人，如果我的心出了问题，再也无力感受，我就真的不能拍电影了。岱平在她临终的日记里写着“……我一直在收获感动……”
　　
　　刘苗苗，导演，现居北京。主要导演的电影有《杂嘴子》、《家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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