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2期
闲话从影生涯
作者：刘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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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的消息。因为总是让班里一个姓乔的大个子女生抄我的作业，她也就特别关照我。那则消息是她指给我看的，她说：“刘苗苗，你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吧，不用考数学……”她知道我也抄别人的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我偷看小说。我居然写信报了名，在此之前，我一直梦想学历史，然后当个戴眼镜的女老师。我常故意躺在床上看书，生怕眼睛不近视……记得赴西安赶考的路上，我在宁夏与甘肃交界的平凉住了一夜。那个小旅店的床就是个土台子，四周糊满了旧报纸，而我舍弃背包中的信纸不用，从那些旧报纸上挺不容易地撕下一角，郑重其事地涂了一封家信：“哥哥、嫂子：你们好!我乘明天早上的汽车到西安，一切顺利……”后来，我从一个朋友的诗中读到了这样的句子：“我们在院子里设计流浪的方案，把自己的经历想得悲惨又悲惨……”平凉那一夜的我在诗行里重现，我把自己好生取笑了一回。
十四年后，为了拍《杂嘴子》，我又回到读中学时的小县城。夜晚街道上依然有成群撕咬的野狗，我在作文里一再赞美过的大山，其实是荒芜而沉重的。还有那条曾经被我形容为“蜿蜒东去”的河，实际根本没有水，人们议论的大事是三年后这里就会通火车……多亏当年我只有十六岁，换了三十岁的我，绝不敢在这个小县城里设想自己和电影导演的关系。
二十岁时我从电影学院毕了业，当然自然地觉得自己是真的懂了电影，肯定能做导演的。事实上，在我二十三岁独立执导了第一部影片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刚刚是个合格的电影观众。当时真想重读四年导演系，把以前看过的电影再好好看一遍。我的处女作的片名是《远洋轶事》，我不是天才，《远洋轶事》也就不是一部优秀电影。我二十三岁就能当上导演只能感激当时福建厂的厂长蒋夷牧先生。他是诗人，在与他见面之前我读了他的诗集，记得有首诗的题目是《自行车流》，诗中盛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同普通群众同甘苦的共产党员。与夷牧先生初次交流，除了力陈自己已具备导演才能之外，还随口背了他那首诗里的句子：“……那与我们一起上下班的党……”后来我告诉他，那次背他的诗或许有点儿动机不纯，我问他当时是否真的认为我能做导演，他却反问我是不是觉得那首诗并不好?诗好，平实而真挚。他说：我真觉得你能做导演。
我二十四岁完成了《远洋轶事》，收获着最珍贵的信任，还发现自己的眼睛近视了，近视很难受，十六岁有关近视的美梦终于破灭。如今我看着满大街昂首挺胸的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由衷地佩服蒋夷牧先生当年的弥天大勇，他怎么敢让二十三岁的女孩儿当导演呢?
1987年，我二十五岁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执导《马蹄声碎》了。潇湘厂当时的厂长是傅紫荻先生，无独有偶，他也是诗人。可惜三十出头就做了右派，诗作丢的丢，毁的毁，我至今没能读到他的诗，只能从他激烈的斥责声中品味其诗意的性格。二十二岁那年，我曾向他要求做导演，他拍着我的脑袋对旁边的人说：“看!看!这个小妹子!她要做导演!”然后就大笑不止。我没恨他，因为他年龄大得足以做我父亲，尽管不让我当导演，却总是乐呵呵地拍我的脑袋。傅先生看了《远洋轶事》之后，终于决定让我执导《马蹄声碎》了。我的导演意识恐怕是在拍《马蹄声碎》时才真正开始的，这部影片只卖了七个拷贝。拍过《马蹄声碎》的第五年，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心惊胆战，热泪涟涟地重新审视了二十五岁的自己。我不怕在今后的创作中重蹈《马蹄声碎》的种种失误，却只怕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激情。1993年，在第十一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上，《马蹄声碎》感动了异邦人，他们说这部影片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辉，所有的评论家和观众闭口不提这部影片技术、技巧的失误。高兴之余又深感不安，因为他们轻易地原谅了我的幼稚。不安之余，也更相信情感的力量。真挚情感与精湛技巧的结合无疑是艺术的最高境界。然而，离开了情感的技巧却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湛的。当你找到了情感的同时，也一定获得了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可惜二十五岁的我并没有彻悟这古老的真理。由于《马蹄声碎》商业上的劣迹，我违心地拍了企图讨好观众的《拳击手》，这部片子像它没有赔钱一样的没有意思，只能说尚且清顺。此后三年，我忙于生孩子、拍电视……有一天，遇见了已经卸任的傅先生，他一脸怒气，没头没脑地对我叫：“好!好!拍盒带!六天一部!好!有本事!”不容我解释，他就大步流星地走了，手里的菜篮子一甩一甩的。《马蹄声碎》只卖了七个拷贝，他没有责备过我。知道我要生孩子了，他说：“好!好!要做娘了，看看这一回能不能长大!”这一回，我没出息地哭了，哭得一点儿也不悲伤，心里装满了舒舒服服的疼。
我经常回答不好的问题是：什么是电影?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我难以跟所有人说清楚，我就是要拍这样的电影，我渴望这张照片是我某一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我离不开电影，因为很多种笑容只能用电影尽可能忠实、长久地留下来。这是我永远痴迷的，也是所有人本该永远痴迷的。
1993年是我幸运的一年，《杂嘴子》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了奖，我也正好三十一岁。一个比我小不少的师妹看了《杂嘴子》之后，在《文汇电影时报》上写了篇文章，题目是《苗苗长大了》。我已经是四岁孩子的母亲，才刚刚长大吗?我哑然失笑却又不能否认她是有道理的。《杂嘴子》源于我亲人的故事，能够熟悉农村是因为我有做农民的舅舅。童年丧父后，母亲的身体和精神长期处于极糟的状态。舅舅家的热炕和玉米糊是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他们一家对母亲永不磨损的耐心和关爱支撑我长大。我羡慕表姐、表弟有身强力壮的父母，他们却羡慕我的新胶鞋。表弟二十三岁那年，在他终于可以用自己的钱买胶鞋的时候死于车祸，他已经怀孕的妻子因此流产……我的舅舅、舅妈在表弟死后的几天就下地干活了。表弟的坟就在村头的田野里，舅舅、舅妈常常从坟边走过，劳作间直起腰就能看见他们唯一的儿子……1993年秋天的威尼斯与关中平原的秋天似乎没有可比之处，《杂嘴子》在威尼斯的经历让我确信：有一种源于生命、亘古不死的浪漫，结实地联接着整个世界，正是这种浪漫使人类生存至今。舅妈知道我在电影中用了她的名字却并不那么高兴，只是反反复复地问我：“电影上的事都是人写出来的?你也写?”我说：“是。”她失望、怅然地说：“那我看电影还哭啥呢?以后不哭了……”可我相信她以后看电影一定会哭，电影就是这么妙不可言。以后舅妈也许还会问我：“我看电影时咋还要哭呢?”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还要问自己一辈子。事实上，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已经问了自己很久。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十分笨拙，在经验之外，我似乎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拍不好杀人，是我没杀过人。缺乏设计阴谋的能力，是我仇恨阴谋。对人体外部动作的表现不甚敏感，是我本身不善运动。我也试图改变自己，以前拍过《拳击手》，以后又有《家丑》。但是由于这些题材由表及里均难以引起我真实的兴奋，这些电影也没有让别人激动。当然，《家丑》比《拳击手》要结实、耐看了许多，专家和观众也予以一定好评。就我的拍片履历而言，能将《家丑》完成至此，应属情理之中，而《家丑》所存在的不足，却是我应当引以为训的。技巧的锤炼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感的更新更要一世一生。我的路很宽，却又很窄。未来的作品取决于未来的命运，如果我苍白地活着，也就再也没有鲜活的创造。因而，我战战兢兢地唯恐疏漏每一次感动，不敢忽略每一点与生命有关的暗示，尽可能不焦虑地准备迎接那不期而至的灵感……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真的不懂。以后会懂吗?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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