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彼岸随想五题
作者：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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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的过渡性空白
自古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的政府就是“奉天承运”的，天朝是替天行道的，地方官员历来被称之为“父母官”，正如人们绝对不会对自己父母的动机进行怀疑一样，人们也不会去自觉地监督政府官员。中国人从心理上从来没有把政府看作是“天生值得怀疑”的。而政府官员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理应受到公众质疑的。只有在社会发生严重的问题，官员腐败到了不能为百姓谋取利益时，人们才想到要抨击他们。新建立的王朝一开始又是以父母的角色被老百姓所认同，于是同样“提前地”享受到百姓向它预支的信任，这样的官僚于是又同样变得忘乎所以，恶性循环又周而复始。
自古以来，中国民间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对政府行为“永不设防”的政治文化。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官僚集权社会，专制体制内部仍然有着一系列相对行之有效的自我监控机制，如直属中央的御史台、监察史、门下省，以及职官不能在本籍任职的回避制度，等等。这种监控方式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腐败化的速度与程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与过去相比，在制度建设方面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官僚社会所具有的那种体制内部的自我监控制度有所削弱。其原因倒并不是鼓动或方便政府官员去进行贪污，而是因为受到一种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性善论”的误导。按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进行监督了。这种“阶级性善论”，是影响建立党与政府内自我监督制度力度的一个原因。
虽然如此，腐败在当时却远未成为主要问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强大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对信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府官员及其他人，确实有一种内化的道德制约的力量；另一方面，当时这些人也实在没有多少机会去接触经济方面的事务；再加上毛泽东的“党内官僚主义阶级”的理论可以说是对原来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修正，其以政治动员的方式，不断进行自下而上的群众揭发腐败的运动（例如“四清”与“文革”），这种群众性动员体制所存在的严重弊病固然众所周知，然而，这种“群众运动政治”对各级官员也多少起到了一些威慑作用。
当今中国的社会监督机制虽经全社会的不断努力正在逐渐加强，但不如意处仍十分醒目：一方面，传统中国人对政府“不设访”的政治心理依然存在，而另一方面，传统政体下某些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被继承；一方面，全能主义政体下的“无产阶级性善论”的政治遗产依然延续，而另一方面，这一体制下的群众运动式的反腐败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党内官僚主义阶级”的理论，却早已在“文革”结束时被抛弃；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信仰对人们良知的内在约束力，由于信仰的动摇与“风化”，在很多人那里已日渐稀薄，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所诱发的趋利动机与官员在经济改革中接触经济事务的机会，却史无前例地剧增。这种种因素互为因果，内因外缘叠加在一起，使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内的腐败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在立足于我们国情的前提下，积极注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民族如何监督政府和防范腐败的政治经验，恐怕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知识分子”还是“专业人士”
为了了解美国的基层民主现状，我还访问了一些中小城市的市议会、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基层组织，还考察了一些小地方的民间社会团体的活动。这一天，我来到麻省的一个小城荷尔顿（Holden）。去那里完全是原访问计划临时变动的结果，但正因为事出偶然，所以就显得更有意义。
荷尔顿是一个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小城市。早上九点，我们按时到达市议会会议厅时，那儿已经有好几个人在等着我们，其中三位是市议会的议员，另两位是当地的电视台与报社记者。过了不久，他们的市长、以及退休了的前市长和小城的其他一些重要人士都来了。通过交谈，得知他们的议会共由五个人组成，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一个镇委会。
不一会，一位年轻小伙子赶到了，据介绍，他就是该市的现任议长。他看上去大约只有三十岁，身板结实高大，穿着一身红运动服，就像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令我吃惊的是，这位议长竟是当地技术学校修理水管的工人。而且五个人中，除一个可以被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外，其余的人按中国人的尺度都统统只能算作普通劳动大众。但就是这样的五个人构成了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是个业余的最高权力机构，比方说他们五个人曾经“业余”地任命了该市市长。
我问这位年轻的议长，他当议长薪水如何。他说了一个不大的数字，然后补充说，按工时计算，他一年做议长所得到的薪金，平均起来每小时不到五美分。我问他是怎样被选出来的，他说他很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们，又由于他会帮助居民修理水管，所以远近闻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于是他的选票最高。他自信人们把他选为议长是一个 “Goodchoice（好的选择）”。他也读过大学，而他之所以选择修水管与地下水道，是因为他力气大，干活快，收入就特别高。他认为，他能挣高收入就说明自己是有本领的。
被他们任命的市长，也是当地的木材商人。由于商务在身，市长也可以说是“业余”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荷尔顿虽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城，但它处于新英格兰地区的乌斯特附近，那儿是学者颇为集中的地区，好几所医学院与著名医院就在这位议长与市长的管辖范围内。然而，这个城市的主政者却几乎与专家学者的身份无缘。
与这位当议长的水管工人交谈，引起我的思考：美国人日常话语中，很少出现“知识分子”这一用语。美国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高，但美国人中很少有人自称为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以知识分子的责任、义务、使命感之类的豪言壮语，来表示自己是贡献于社会的公益事业的。以我在荷尔顿所见，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社会公益事业与政治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们心目中，理念与理论并不重要。
在欧洲、俄国与中国以及东方各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以那些视理念为生命的知识分子来作为核心。我在国内时，曾经问过一位来我家做客的美国博物学者，为什么在美国没有欧洲那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也一时回答不上来，只是说，在美国，知识分子往往不是一个好称呼，那些被认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才会被人称之为知识分子。更有一位从美国回中国探亲的朋友说，如果一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人被一般民众认为更像是沙龙里的“知识分子”，那他注定失败无疑。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人中没有独立思考、争取公共权利的理念、以及为这种种自己认同的理念而斗争的行动者。恰恰相反，在美国社会中，关注社会以及为社会事业而奋斗的人士同样相当普遍。然而在美国，这些人士一般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被称之为“专业人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也许产生“知识分子”的社会，如欧洲、俄国、中国，社会结构的阶层分化较为显著，身处这种传统社会结构，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机会受到较高深的教育。而这些“精英”与没有受过教育、较少受到人文价值熏染的人们相比，会油然产生一种精英主义的责任意识、道德义务感与某种优越感。这是一批高于众人之上的人，是拥有知识运思能力从而变得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特别敏感的人，是执着于人文价值而具有对社会的批判能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力求从理论上来概括社会问题，并力求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对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及其根源做出根本的判断，并谋求对自己所意识到的社会弊症做出根本性和整体性的解决。这种人的最基本特点，是抽象理念中的理论探求与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政治判断与道德关怀相结合，由此产生一种行动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