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彼岸随想五题
作者：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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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倾向。一个阶层等级较为明显的社会，一个仅仅有少数人接受人文教育的社会，一个有大量社会矛盾与问题成为他们进行知识反思之资源的社会，是产生此类知识分子的温床。特别是欧洲一些有过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贵族文化的遗存是产生精英主义优越感的基因，这种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然会强化精英与平民的文化分野，会使某些人产生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激情冲动。如果这个社会恰遇许多困难和矛盾，那么握有理念与思辩权的精英们难免不充当政治运动的发动机。与这样的社会不同，美国是一个职业化程度很高的高收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中产之家，且人数众多，使每个职业中都存在着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他们可以站在本职业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背景，来提出问题并为此承担起社会责任。美国既没有前面所说的封建历史与贵族传统，至少在目前似乎也没有灾变式的大问题去刺激人们的形而上理念思辩，无须提出某种政治神话来安抚人心，因而美国的平民主义倾向很强，美国人的责任感，多由那些专业人士用一种专业方式来体现。
当然，美国的学院与书房里也有一些理想家，以及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他们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正是那位我在国会山见到的自称是“如同汽车推销员与地毯商人”的众议员，以及那位当小城议长的管道工人和当市长的木材商人。他们似乎没有理想家的想象力，这也许使美国的政治舞台少了几分诗情，却同时多了几分可能使他人颇为羡慕的优点，那就是大跃进式的或“文革”式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与他们无缘。
当然，我决非认为中国不需要知识分子，而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多一些专业人员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的问题，也许中国就更有希望了。
新闻的有色眼镜
我承认，我在美国一个月的这些亲身感受当然也都是一些浮光掠影，难免肤浅。美国还有许多消极的方面，包括在国际上的山姆大叔也总是显得过于自以为是。尽管如此，作为来自另外一种文化的访问者，我宁愿把异国文化中的长处看得更多一些，这种态度对于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也许十分必要。
现代社会中，大众新闻传媒在报道时，是具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之所以不可避免，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更经常、更普遍的原因，是新闻从本质上来说就天然地钟情于坏事与怪事，是“人咬狗”而不是“狗咬人”，以满足人类好新求异的心理。例如，我们对印度的了解，主要通过电视新闻，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通过美国新闻网转播过来的有关印度的新闻，无非是铁路中断、大水泛滥、沉船死人、公路翻车。除此之外，我们对印度几乎是一无所知。久而久之，印度在我们心目中就成为这样一个充满不幸的可怜的国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印度经济每年以百分之六的速度持续稳步地增长，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在思想与文化方面各种新的成就。在当今这个世界，美国的新闻资源正似美国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一种话语霸权，美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和偏见，也通过新闻传媒“拷贝”给了中国。
以此类推，印度对中国的印象，也是从美国新闻中“拷贝”过去的一塌糊涂。如果说，中国的报纸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对国内的事往往愿意“报喜不报忧”，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当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报忧不报喜”。美国一般民众极度缺乏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与知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所发生的事几乎都是走私军火、出售导弹、强迫计划生育、劳改产品、福建船民偷渡等等。这些事情即使全部是事实，也只是变化中的中国的一小部分。不幸的是，在很多美国人头脑的信息仓库中，它们可能就是全部的中国。美国人不太了解，也不太有好奇心去了解，中国二十年来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享受到的自由已经扩展了多少。
难怪许多美国人来过中国以后，都会感叹实际的中国比美国传媒中的中国好得多。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学美国，因为我们有比美国沉重得多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我实实在在地认为，每一个有机会到另一个文化中去的人，应该充分运用自己的第一印象，从当地人或移民因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而失去敏感的那些方面，发掘出对自己民族有启示性的东西，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自己的有色“眼镜”，去发现异质文明中的那些积极的东西，以此作为参照物，用来反衬出自己文化中出现的问题。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
萧功秦，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儒家文化的困境》、《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中的激进与保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