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艾伦·金斯堡（外一篇）
作者：北 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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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是我的摄影老师。1990年在汉城，他见我用傻瓜相机拍照，就嘲笑说：“傻瓜相机把人变成了傻瓜。”他建议我买一个他那样的手动的Olympus微型相机。他告诉我，这种相机轻便小巧，便于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获得你想获得的效果。但现在已不生产了，只能买到二手货。他警告说，千万不要用闪光灯，那会破坏空间感，把景物压成平面。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胶片解决曝光不足的问题。第二年春天在纽约重逢，我真买到了一个那样的相机。艾伦问我在哪儿买的。这位二手货专家在手里把玩着，对新旧程度和价钱表示满意。接着他教我怎样利用光线，以及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夹紧双臂，屏住呼吸，就这样——卡达卡达，他给我拍了两张。
艾伦总是照顾那些穷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伙计们。据说他多年来一直接济诗人科尔索(Gregory Corso)，买他的画，给他生活费。我在艾伦的公寓里见过科尔索。他到来之前，艾伦指着墙上几幅科尔索的画，一脸骄傲。科尔索很健硕，衣着随便，像纽约街头的建筑工人。我们坐在方桌前喝茶。艾伦找来我的诗集，科尔索突然请我读一首我的诗，这在诗人之间是个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诗，读了，科尔索咕噜了几句，好像是赞叹。艾伦坐在我们之间，不吭声，像个证人。然后他请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路上科尔索跟艾伦要钱买烟，艾伦父亲般半信半疑，跟着他一起去烟摊，似乎怕他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艾伦极推崇科尔索的诗歌才能，建议我把它们翻成中文。他专门带我到书店，买了本科尔索的诗选《思想场》(Mindfield)送给我，并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品一一标出。我与朋友合作译了几首，发表在杂志上。艾伦很兴奋，让我马上寄一本，由他转给科尔索。
走在街上，艾伦常常会被认出来，有人就近在书店买本诗集，请他签名。他只要有时间，会几笔勾出有星星和蛇神陪衬的佛像，佛爷还会发出哈的一声，不知是祈祷，还是愤怒。艾伦对我说：“我签得太多了。有一天我死了，每个签名也就值两块钱吧?”两年前，艾伦以一百万美元的高价，把他全部手稿和来往信件卖给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成了一大新闻。艾伦告诉我，如果把他的每张纸片都算上，平均最多才值一块钱。再说这笔钱缴税后只剩六十万，他打算在附近买个大点儿的单元，把他的继母接过来。
艾伦曾在安那堡搞过一次捐款朗诵会，四千张票一抢而空。这件事让我鼓起勇气跟艾伦商量，作为我们的顾问，他能不能也为我们一直入不敷出的杂志帮个忙。艾伦痛快地答应了，并建议除了施耐德，应再加上佛林盖第(Lawrence Ferlinghetti)和迈可勒(Michael McClure)。朗诵会订于去年十月初，那时“垮掉一代”的干将云集旧金山，举办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想到艾伦病了，没有医生的许可不能出门。盖瑞转达了艾伦的歉意，并告诉我，医生认为他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会死去。
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志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他给我看过刚刚解密的五十年前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报告。我想这五十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中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此刻，我端着杯酒，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厅游荡。我来参加美国笔会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捐款晚宴。在客人名单上有艾伦，但他九天前死了。我感到那么孤独，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想认识什么人。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
单线联络
于泳是假名。这样免得美国移民局或中国某派出所某一天找他麻烦。其实，我没见过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东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飞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我叫于泳，你可能没听说过我。我爹和你妈是小学同学，这样我得到了你们的电话。”接着他零乱地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乡做过期货，到外地倒过盘条，发了点儿小财。去年到加拿大谈生意，未果，于是潜伏下来，从长计议，为了有一天打开海外的市场。没想到加拿大经济不景气，只出不进，手头越来越紧。有人劝他，美国好挣钱。“他妈的美国，比加拿大强不到哪儿去。”他说着说着来了气。邵飞问他现在何处。“旧金山。我的加拿大签证过期了。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最后他才说明意图，希望能到我们这儿来，想想办法，给他找份工作。“要说干啥都行，我能将就。”邵飞要他留个电话号码。“我没电话，现在我在街上用的是电话卡。”看来还只能单线联络。
我们刚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实在没勇气再接待一个八竿子够不着的陌生人，尤其是商界混过，更让人敬畏。于泳却以他特有的方式固执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他作为单线联络的上级，并不常来电话，每次想必都是他生活中的转折时刻。有人说纽约好挣钱，他到了纽约。“这儿也不咋样，”他对纽约做了如下评论，“汽车挤满街，楼房黑黝黝，空气污染邪乎。黑人太多，危险。工作可不好找，没工卡，老板理都不理。”他传送的情报越来越简短，看来形势变得很严峻。
今年四月，他突然提出借钱。“这美国是待不住了，”他结巴起来，“我、我想回加拿大，能、能不能借我点儿路费?”邵飞找我商量。可正赶上我们手头拮据，预购了夏天出门的飞机票，还清信用卡帐单和每月的房屋贷款，帐户所剩无几。我知道，一个人开口借钱必是万不得已，再跟邵飞商量。但我们的上级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此刻在旧金山街头游荡，迎着海湾的落日，郁郁寡欢，兜里揣着和世界最后的联系——一张电话卡。
三周后，我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先是英文机器的声音：“这是对方付款电话，如果你愿意接的话，请按三，否则……”其中突然夹杂着于泳绝望的叫喊：“邵飞，请快按三，我有急事!”按了三，他像个溺水者终于浮出水面。“我进大狱七天了。这里的日子太苦了，三十人挤在一屋，伙食又差。他们今天才还给我电话本。”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刷碗时，遭到移民局官员的突然袭击。老板被重罚；他锒铛入狱，关在西雅图，紧靠加拿大边境。“我在美国只认识你们。借我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一定还。”从几百美元的路费升到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们到哪儿去找?“那、那，赶快给我父亲打电话，让我弟弟汇给你们，你们再用现金支票寄给我，务必在本月二十九号以前，那天法院开庭，我缴了赎金就可以出来了。”接着他提起在温哥华有哥儿们，可以帮邵飞办画展。这话说得实在不是时候。再问他的电话号码，他说牢房有台既没拨盘也没号码的电话，只能打对方付款，看来联络方式不变。
此刻我在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转机回美国，在顶楼的快餐厅要了碗日本牛肉面。旁边是两位台湾小姐，正在讨论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计算在免税店给老爸买XO法国白兰地。另一边是看来久居美国的华人夫妇，正在训两个小不点儿。“说实话，是谁推的桌子?”妈妈厉声问。父亲捅捅她，“用英文。”妈妈用英文重复：“是谁推的桌子?”我们的目的地都是美国。移民是否合法，取决于时间、亲友、金钱，还有机遇和对法律解释等多种因素。美国除了印地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说到天赋人权，其实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他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即迁徙自由。于泳却为了追求这自由而锒铛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