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艾伦·金斯堡（外一篇）
作者：北 岛
字体： 【大 中 小】
从于泳发出呼救信号到开庭只有一星期，邵飞连夜打电话给他父亲，不通。只好通过我岳母转告。第二天一早，老父亲终于来了电话，一口苍凉的东北腔。除了担忧和感激之外，他保证，于泳绝无政治问题。老头真糊涂啊，那是中国的标准，没政治问题可以入党提干，可美国的标准是，有政治问题他儿子就可以留下。这个经历太多政治惊吓的老父亲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
四千五百美元终于从东北汇出，但路上要好几天。于泳几乎每天来电话，这种对方付款电话非常贵，据说是普通电话费的五倍。但总得让溺水者上来透透气吧。正赶上邵飞动身去马来西亚办画展，这营救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
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开庭的头天下午，我在提款机取钱时发现那汇款到了。立即赶到银行买下一张现金支票，再冲到邮局，用快递寄出。邮局的人保证第二天中午以前可以收到。柜台后的亚裔小伙子，扫了一眼这只有信箱和宿舍号的地址，疑惑地抬头问：“你肯定他能签名吗?否则快递会退回。”他们见多识广。于是我签名，作了收信人不必签名的选择。回家于泳又浮出水面，我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第二天下午，他来电话沮丧地说，支票还没收到。同牢房的中国人走了，他不会英文，跟狱卒扯不清。急中生智，他让我等一下，他试着去找个狱卒来接电话。过了好久，一个浓重的俄国口音出现在电话线另一端。我直纳闷，这美国监狱莫非被俄国人接管了?我向他保证，支票肯定到了，请他马上去查查，快点儿释放于泳。他告诉我，他无法照办。我火了，你们到底谁管?再换回于泳，他解释说，没找到狱卒，只好请同牢的俄国人来听电话。这都哪儿和哪儿?我从俄国人那儿得知，赎金不是四千，而是两千五。“嘿，太棒了，现在有钱比啥都强。”他兴奋极了，转而问我：“你刚才看了NBA的决赛了吗?人家芝加哥公牛队还是厉害……”
这张支票一个星期后才落到于泳手里。我不能去告邮局，他们递进去的是另一个世界，更不能告监狱，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于泳，那样会作为蛇头的嫌疑折进去，正好和他掉换位置。这期间，于泳经常向我传达他的焦虑和愤怒，我在表示同情之余，也为这个月的电话帐单担忧。
又过了十天，于泳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在西雅图的唐人街用电话卡给我打电话。兜里揣着两千美元，说话有了底气。“咱哥儿俩有缘分，将来得好好在一起唠唠。”我问起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开庭推到两天以后，办政治避难至少先合法地留下。以后呢?不行再回加拿大。“签证过期没关系，”他的口气中有股久经沙场的味道：“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
北岛，诗人，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北岛诗选》、《蓝房子》、《零度以上的风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