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浅谈“后现代”建筑

作者：贺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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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中期的西单商场改造，几个有名的持中庸观点的建筑大师，搞出了几个所谓中国的“后现代”典范，即把经过简化的牌楼贴到建筑的立面上。到后来，其中一位中庸大师做了清华大学新图书馆的设计，风格和材料几乎与旧馆做成一模一样。在做完设计和施工之后，他称之为文脉主义。在语言学上，叫作Contextualism，上下文主义，或语境主义。即下文要接上文，似乎可以作为他把新馆做得跟旧馆一模一样的理论根据。
　　以上简述可以看出，中国建筑界对于后现代主义还是为我所用。平时骂它浅薄不负责，自己用完之后，又拿另外一个招牌做掩护。更有甚者，因为后现代主义公开主张拼贴、组装、改写，并且反对天才、独创，因而成为许多平庸的建筑师的绝妙遁辞。
　　
　　后现代主义城市观中的批判意识与平民倾向
　　
　　若论后现代主义的城市观，应该说是比较有创意的一个领域。这个问题与所谓“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
　　现代主义城市梦想有几方面：大规划，把城市设计成一架大型机器，通过放射性规划体现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乐观的达尔文进化观念等。由于这种幻想在现代城市病的普遍蔓延过程中破灭，那种人类中心的、精英意识的城市梦想，就转化为更现实也更注意人类环境的城市改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也从一种自我作大的狂妄心态中，回复到更平实、更普通的技术专家的位置上。
　　后现代主义的城市观，增强了平民城市的意识。社会平等和正义在城市规划上充分体现出来。而现代主义功能城市尽管也提出要为广大百姓服务，但是由于严格的功能分区，导致城市的等级结构森严，平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
　　后现代主义城市建设强调了业主至上，商业利益至上，主要体现在城市立法上杜绝精英倾向，以免纳税人的钱被掌权者用作建立纪念碑式的建筑和都市空间，以国家机器的表面上合理的运作，造成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剥夺。
　　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主张的业主至上和商业利益至上，往往体现为政府官员和金融资本的勾结并损害百姓的利益。商业投机主宰了建筑师和规划师的专业实践。当代中国建筑师和规划师不 少人成了造成社会不公正的权势阶层的帮凶。“后现代”理念中对于权贵、精英和乌托邦妄想的批判精神，被中国建筑界人士解读之后，已完全变了味。而就我个人而言，切开“后现代”的表面的玩世不恭与不负责任掩饰之下的深层，对其在城市生活中倡导的平民意识、市场意识，是深为欣赏的。
　　确实，至今为止，在中国建筑师中，片面理解“后现代”理论的人，大多成了市井之徒。当然不排除这些作为市井之徒的建筑师、规划师成为市长们的高参，甚至成为官场红人。而努力领会场所、类型和解构批判理论的极少数建筑师，是当代中国建筑界的实验派。后者依然以建筑作为建筑师生命的承载者。也许任何时代，建筑界都是由这两类人构成两极的。
　　话题至此，我觉得我在有意淡化建筑师的所谓社会责任——其本意却是想攻击那些虚伪地、装腔作势地谈责任的人，因为大部分时候，他们以社会责任为借口而掩饰建筑创造上的无能。另一方面，我认为建筑师应该以建筑的语言来介入社会批判，即使“后现代”建筑，也正是一种有批判精神的建筑。至于审美，“后现代”建筑几乎从一开始发布宣言，就是要把人们从清教徒般的现代方盒子中解救出来。“后现代”的玩世不恭，正类似于一介平民在贵族的一本正经的晚宴上闹恶作剧，他们要表达的是建筑向全体人民的尽可能的开放性，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
　　
　　贺承军，博士，现居深圳。著有论文、随笔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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