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西方有关色情文学的论争
作者：张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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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直接针对色情文学作品与性犯罪之间是否存在确定的关联所做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一派人士主要是社会学、心理学工作者，他们以自己的实验统计资料为根据，否认色情文学与性犯罪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他们一反常态，转而大力赞成色情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大量发行，所持的理由是：色情文学作品不仅不会造成性犯罪，恰恰相反，色情文学作品还有助于减少性犯罪。正如反对色情文学的人总是寻找统计上的根据如强奸案增多等等，他们也在北欧的丹麦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证据。丹麦在1967年废除了禁止色情文学方面的有关法令，1969年又废除了色情绘画方面的禁令，在这之后若干年，丹麦社会上的性犯罪有了明显的减少。与以往将色情文学作品与性犯罪增多相关联的看法正相反，这些社会学、心理学的专家们将丹麦社会性犯罪减少的事实，看作是色情文学作品的广泛传布的有益后果，据此他们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对于那些可能成为性犯罪罪犯的人来说，色情文艺有一种心理治疗的效果，罪犯们那些难以抑制的、对社会可能造成危害的性冲动，通过阅读色情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色情文艺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疏解，因而排除了直接诉诸行为的犯罪。美国一位性心理医生也做如此分析：“阅读色情文学作品的人，比那些从来不读的人更少有可能成为性犯罪者。其原因就是，经常阅读色情作品，可以平复和排遣那些会不断积聚起来的性冲动。”因此，在这些人眼中，色情文学的作者和推销者提供的乃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服务，这种服务是值得政府奖励和提倡发展的一个特殊项目。色情文学愈多，强奸案愈少，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六
论争至此，反对和支持色情文学的两派，似乎各有自己的理论和依据，论争一时陷于胶着状态。此时，一些更严肃的持中性立场的学者另辟蹊径，从方法论上着手，才使论争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些学者指出，有关色情文学的论争，之所以长期不曾取得实质上的进展，问题主要出在论争双方所使用的方法上。双方声嘶力竭地列举事实和数字，这只能使论争陷于困境。这些学者指出，试图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证明文学作品的影响和后果，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文学、文艺作品诚然对人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可测度，也无从测度的。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个剧本的上演引起了观众的骚乱；我们也可以将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某些社会改革，与狄更斯的全部小说联系起来；我们或许还可宣称，《圣经》在形成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等等。但是，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精确清楚的因果联系，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知道。同样道理，如果我们试图确定多少强奸案是由哪些色情作品所诱发或者所避免，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这类统计游戏的荒唐，可由一个实验研究来形象地说明。
美国几位性研究专家，以194位男大学生和183位女大学生做被试，让他们观看两部色情影片，然后测试他们各自“生殖器的生理反应”。测试结果竟完全出乎主持者的意料之外。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有152位男生的生殖器达到了充分勃起，37位男生在三分钟后才达到充分勃起，而8位高大英武的男生六分钟后才完全勃起。女生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1位达到了性高潮，174位没有反应，还有6位可怜的羔羊，则自始至终都不能确定，自己是达到了高潮还是根本没有反应。学者们据此发出诘问：这样的实验统计研究，能说明什么呢?
七
既不能确切证明，色情文学作品使社会上充满性犯罪；同样，也不能确切证明，色情文学作品能使社会摆脱性犯罪。这样，不可避免地也就出现了色情文学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观点。有人就此提出，色情文学既无益也无害，对此人们所可能采取的唯一理智态度，就是超然和旁观。
这种观点认为，色情文学、色情文艺已成为今天西方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正如其他大众文化一样，我们无法遽然断定它的好坏，判断它目前正在以及今后可能对我们的社会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贸然加以诅咒或赞扬都是不合适的。美国《时代》周刊文学副刊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所持的正是这样的态度：“不要再迷恋于这样的幻觉，即色情文学是社会幸福的一种工具，而应代之以这样的看法：色情文学既无益也无害。这才是明智的态度。”
但这种观点，许多人都不愿接受，因为这实质上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如果说色情文学既无益也无害，即色情文学对人们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般文学作品在影响人们的心理状况、生活观念方面，也同样是无能为力的。
八
近几年来，依循方法论的路线，西方文化学术界有关色情文学的论争又有了新的进展。一些学者如伊恩.罗宾逊(Ian Robison)和马苏德.汗(Masud Khan)改变以往道德评判的标准，转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展开对色情文学作品的分析批判。他们提出：我们不应从色情文学产生了什么社会影响的角度去判断，而应从它本身的文学性质上来认识；不应用社会学的语言来分析，而应用文学的语言来评价。以往的论争整个地偏离了轨道，因此长期纠缠不清。其实，色情文学的真正问题不是不道德，而在于它是一种可悲的坏文学。
这一批评确像是抓住了要害。在文学界已出现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色情文学作家及其拥护者在和道德主义者所进行的无休止的论争中，往往持满不在乎的态度，可有一种批评，却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那就是：人们指斥色情文学是一种拙劣的坏文学，所贩卖的只是一些可怜的文学和病态的心理学。
要说色情文学是一种拙劣的坏文学，这一点是不难得到证明的。康诺利(L.W.Conolly)专门对色情文学作品的语言做了分析，他评价说：色情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和比喻往往是随心所欲的、前后矛盾的，有时又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语言贫乏，总离不开如悲鸣、呻吟、迷乱、狂欢、高潮那一套陈词滥调，缺乏探索和说明那些需详细描写的主题的能力，色情文学脱离了人类在运用语言以了解和提高自己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想象的风格和传统。
更有人指出了色情文学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将性满足等同于性暴力。在所有色情文学作品中，几乎都能看到涉及暴力的比喻，如：“进攻”、“爆炸”、“戳刺”、“打洞”、“猛撞”、“挖空枪筒”等等，可以说，色情文学是具有侵略性的性暴力文学，是永无止境的性获得文学，是机械性质的性关系文学。事实上，色情文学是在歪曲性和丑化性，将人类性活动变得丑陋、堕落、廉价和肮脏，它是有关性的谎言，它不仅不能增进人们对性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相反阻碍了人们对人类性本质的理解。色情文学使性变得廉价，将人的性关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甚至更低，色情文学正在毁灭人类从性的复杂中所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和意义。
由此，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反省，他们意识到，虽然不必为以前的社会学因果论辩护，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色情文学与人们的观念及其行为之间仍可找出重要的关联，尽管这种关联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可以客观测量的。一个社会中有关性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对于性的意义的普遍理解，有关性的语言的一切表达，就是生活在这个语言环境中的人们对于性的理解和评价。人们只能够通过日常的语言去理解性，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关性的语言都被色情文学的语言所掩盖和取代，那么，人们就只能根据色情文学去理解性了。色情文学的语言粗鲁、丑陋、贫乏且充满暴力，人们对于性的理解也就只能如此丑陋和贫乏了。正如奥威尔在《政治和语言》中所作的论断，政治思想，最主要是政治行为的质量取决于人们日常所使用的政治语言。人类性关系的质量同样取决于人们解释性关系、性行为所使用的语言。
毫无疑义，色情文学的盛行将会腐蚀一个社会的性语言，并进而腐蚀人们的性心理以至性行为本身，从而产生消极的社会后果。一位社会哲学家推论说：“如果我们允许色情文学到处泛滥，那么，从最好的方面说，人们在性的方面会变得越来越粗鲁、野蛮、忧虑、冷漠、非个性化、贪图享受；从最坏的方面说，我们社会的精神素质将整个地崩溃瓦解。”这可能有点夸大，但许多人认识到，这些夸大的部分只要有一小部分是真实的，色情文学也就是社会中一个严重的问题。
九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色情文学呢?
坚持文学批评立场的学者认为：既不要像丹麦人那样，鼓励色情文学的发展，进一步耸人听闻，让这些文字垃圾供应者赚大钱；但也不必对他们起诉，不用去审查他们在写些什么和卖些什么。官方审查制度令人反感，也不起作用，再说政府也无权这么做。最好、最理智的方法就是：承认它的存在，同时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斥责，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很可能，当我们承认色情文学的存在之际，它就会悄悄地溜走。我们应该使色情文学在蔑视中灭亡。
张桂华，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怎样讲道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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