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3期

环球笔记（五则）

作者：佚名

字体： 【大 中 小】

　　哈维尔1993年在《纽约书评》发表一篇演讲，叫作《后共产主义的恶梦》。哈维尔把东欧共产主义全线崩溃后的混乱局面称为“后共产主义”，并提出一些在布罗茨基看来是“冠冕堂皇”的解决办法。哈维尔把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前的一切罪过都归咎于共产主义的本质，同时指责说，民主国家在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时采取的袖手旁观等于是在回避一种不方便——如当年他对抗极权制度时一般人见到他便避之唯恐不及。对此布罗茨基不能苟同，并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封致哈维尔的长篇公开信。布罗茨基认为，哈维尔是在推诿责任。“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简言之，在布罗茨基看来，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并非外在的魔鬼，而是人性的邪恶，这种邪恶换上另一个名词也是同样要发生的。布罗茨基建议，面对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后的混乱局面，应多一点自省，少一点哈维尔所谓的“新理解”、“全球责任”、“多元变位文化”等名堂，因为这些名堂是建立在人是善良的这个承诺上。而布罗茨基认为，人性的堕落才是真正的要害。“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承认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类学上的倒退已于本世纪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而不必理会是谁或是什么引发它的?”
　　有人认为：按理说，像布罗茨基这种极有修养的人，是不会也不屑于给什么总统写公开信的。但是，布罗茨基同时是一位坚信文学可以抗拒邪恶拯救个人(如果不是拯救整个人类)的诗人。而作为一位有成就的作家的哈维尔总统，竟然用一般政客的蛊惑人心的政治术语来解释世界，这使布罗茨基受不了。哈维尔也在同期刊物上发表了答复，认为他们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乃是误会。哈维尔对误会的解释很模糊。误会的核心似乎在于哈维尔具有双重身份，他那篇演讲是以总统身份也即是以蛊惑人心的政治术语——发表的，而布罗茨基则以作家的标准来衡量哈维尔那篇演讲。
　　 (周兵)
　　
　　“地理大发现”再讨论
　　
　　由三联书店出版、作家张承志主编的《人文地理》杂志已推出试刊号第一期。引人注目的是本期设有“地理大发现”的再讨论专辑，发表了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国学者的一组文章，对地理学的形成过程进行“知识考古”，对隐藏在这一“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偏见给予了清理与批判，力图恢复人民的和人道的历史视角。这组文章无疑表达了编者的知识原则与知识旨趣，给中国的地理学、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陈胜利)
　　

[1] 2